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后，食物的生产模式工业化了，变得专业化、标准化、同质化，以获得规模效应。同时，食物消费变得全球化、去季节化，人们不必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虽然食品工业的发展满足了消费者对食物快捷、方便、保质期长，以及色香味俱全等需求，但是同时也增加了食品被污染的风险。在工业化的食物生产方式下，食物链条变得越来越长，环节越来越多，信息越来越庞大。对于在食物链上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从农业生产者、加工商、经销商、零售商、到消费者，上下游之间的信息阻隔是很明显的。　　 面对已经工业化了的食物生产方式，中国政府仍以传统监管方式——人海战术——获取生产、运输、消费的信息，这样做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也不高效。此方式下，虽然监管部门辛苦工作，但效果不佳。这表现在同类型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例如，从2004年的阜阳奶粉事件，到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以及2010年三聚氰胺奶粉的卷土重来，都是围绕奶粉中蛋白质含量的问题。监管部门以惯用的堵的方式颁布各种禁令，却不曾对已经不合时宜的监管措施进行反思。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食品监管政策有两大缺陷。第一，厚微观轻宏观。这表现在:部门利益导致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阻隔，跨部门协调困难;中央政府严重依赖地方政府作为信息来源，缺少自己独立的渠道，不能对地方政府的信息予以检验。第二，传统的微观行政管理方式无法应对大工业化食品生产所带来的信息爆炸状况。工业化的经济链条结构中，以大生产商和大经销商为核心的工业企业群在这个链条上最为强势，他们连接农业生产和最后的消费;他们比政府更加清楚消费者需要什么，能被什么驱动。政府即使拥有整体意义上的监管权力，但对真实的食品生产链不如供应商清楚，监管措施犹如隔靴搔痒，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政府应该转变传统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政府的监管职能不在于代替消费者决定购买哪种产品，而在于最大限度地披露结构化的有效信息，让消费者据此决定购买行为。信息科技的发展可以帮助政府实现这一目标。信息化以标准化、流程化、统一化为特征，可以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产生革命性的信息处理方式的变革，从而提升食品安全的等级。借助信息科技的发展，政府也可以更加快捷、方便地获取信息，进行数据分析，从而将海量信息进行知识化管理，形成知识积累，提升监管效率与效果;企业也可以进行提供高效、低成本的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与咨询服务;而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让消费者也可以参与信用社会的建立。具体来说，有为政府开发的添加剂备案系统和与之相对应的、有统一数据传输接口的企业的添加剂管理系统;也有为政府的企业诚信建设的管理平台和与之相对应的企业诚信建设辅助实施系统;还可以有适合不同规模的食品企业全过程质量管理的系统;最后，虽然还未在中国实现，但是未来可以有的全社会的信用管理系统。总之，信息科技将对政府内部管理与外部监管、食品企业质量管理，以及信用社会的建立起到正向的辅助作用，其至少表现为低成本、高效率的数据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