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世界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总和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带来了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严重失衡,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等等。面对一系列人口问题的挑战,“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行,如今政策实施已有两年多,期待的生育潮“井喷”并没有出现,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出生率为12.43‰,甚至低于上年的12.95‰。女性是生育行为的承担者,也是生育政策的直接目标对象。因此,笔者以南京市育龄职业女性(20-49周岁)为调查对象,选择二孩生育意愿为主题,通过实证研究的检验,从社会学的社会性别理论、“角色丛”与角色紧张理论视角等来分析“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对南京市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和结构访谈,以期获得生育二孩计划、理想子女性别、二孩生育政策及相关社会服务等意愿和态度方面的具体数据,在此基础上探讨年龄结构、职业类型和单位性质、经济层次、长子(女)的性别和态度等其他方面与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逻辑联系,重点分析目前影响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应对政策。笔者研究认为,总体来说南京市职业女性的二孩意愿不高,对于二孩性别偏好不明显,但二孩理想性别和第一孩的性别显著相关;不同的人口统计变量对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产生了不同影响,机关、事业单位中的公务员生育二孩意愿略高于其他单位和职业群体;职业女性有无二孩计划受年龄影响,生育潜力和年龄呈反比;一孩性别是男孩还是女孩对是否有二孩计划有不同影响,“儿女双全”的生育观念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一儿一女是大部分人的生育诉求。另外,处于不同的经济阶层,人们的二孩生育意愿是存在差异的。影响职业女性二孩意愿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因素包括:一、生育配套制度欠缺,被调查者对目前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评价不高,另外生育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深度广度力度都远远不足,社会普遍呼吁延长休产假时间。二、职业女性在“工作-家庭”中的角色失衡,包括孩子养育经济压力大、家务负担重,同时女性职业生涯发展受阻,加深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三、家庭成员对于二孩的态度和行为的背离也会影响职业女性的二孩意愿:配偶虽然有生育意愿,但在参与养育过程中父亲角色缺失,不能分担孩子教育责任和家务劳动、长子缺少分享意识、父母的催生压力及能否提供代际抚育。四、医疗和教育资源的供需紧张也会影响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制订和出台鼓励性配套政策和津贴补助,完善女性生育保险制度,在政策上明确男性的育儿责任。其次多方分担孩子的养育成本,企业营造人性化工作环境和灵活工作调度制度,平衡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困境,缓解双重角色压力。另外要加强宣传引导性别平等,在立法中体现性别公平,树立女性友好社会氛围,女性自己也要从自身解放思想,合理安排时间。最后要要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公共托幼服务,跟进医疗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