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在世界大国外交关系中,中苏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代中苏关系其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要超过同时期很多其它的大国关系——它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领导人关系和两国人民关系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大国关系基本属性之外,还兼有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等许多迥然相异的背景,在国家利益等诸多因素主导之下,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非常的曲折复杂,其“蜜月到冰冻期”的翻云覆雨、“同盟到敌手”的跌宕起伏、“同志加兄弟到势不两立”的罕见变化既令人咋舌惊叹,又让后来研究者深为着迷、深感兴趣。本文将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中苏关系大致分为“一边倒选择与互助同盟、同志加兄弟蜜月友好、分歧产生龃龉论战时期”三个阶段。第一段起自1949年3月即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初步提出对苏“一边倒”方针,至朝鲜战争爆发,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正式结盟。第二段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苏共20大召开,中苏结盟后步入“蜜月期”,中国以苏为师,在发展模式选择了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机制,通过制订并实施“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中国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政治、经济、科教文化和军事领域展开展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第三段从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报告出台,到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中苏公开论战结束。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经历分歧产生、努力弥合,龃龉不断、公开论战一系列剧烈变化,两国矛盾在1958年“中东危机”和“金门危机”、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和美苏“戴维营会议”等重大事情的台前幕后不断激化,至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双方开始公开论战,中苏双方同志加兄弟信任不在,同盟关系名存实亡,此后,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更加独立自主的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即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即“第二次结合”①的新道路的。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排斥了苏联的有益经验,“总路线”指引下的“左”错误严重泛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此后中国对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自主探索一度陷入长达十多年的灾难性“卡夫丁峡谷”②阶段,直到1978年底,才走上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发展道路、强国之路——改革开放。回顾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安徽区域的体现与影响,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在以苏为师过程中,有盲目“一边倒”而生搬硬套苏联经验的教训,但从宏观上看,总体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特别在1958年的前期,中国学习苏联运动取得的成绩是主流——我们在认清部分失误甚至失败的同时,不能否定20世纪50年代苏联经验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曾起过的进步作用,也不能否定20世纪50年代中苏人民间那一段友谊,不能否定两国友好时间,也不能否定在苏联帮助上,包括安徽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筚路蓝缕所取得的成绩。在政治方面：20世纪50年代,通过中苏友好和以苏为师,新中国在冷战的严峻环境下,巩固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在较短时期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以苏联1936年宪法为蓝本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1954年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一个极其重大的转变。通过学习并移植苏联首创的脱离民法而独立成法的婚姻家庭法相关内容、条款,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推动了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和社会进步。经济方面：20世纪50年代,基于总体友好的中苏关系,新中国通过全面学习苏联,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苏联式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10年间特别是在1958年“大跃进”前全面学苏的前8年,经济迅速恢复并实现跨越式发展,到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时,“全国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550亿元,折合黄金五万万七千万两公上……(其中)重工业的投资占87%,轻工业的投资占13%…..195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41%；工业总产值年均实际增长达到19.2%,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4.5%,”①。初步实现了落后农业国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转变——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工农业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时期,也是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全面快速发展时期,是一举改变中国数千年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辉煌时期。通过“156项工程”等援建项目实施,初步建立起了涵盖军工、煤炭、发电、钢铁、冶金、造船、机械、电子、通讯、建材、纺织、航空、运输、化工、石油和轻工等各行业的、一个大国应有的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国家各个方面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毛泽东谈及这一历史时期也认为：“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已经在8年(即指：1949到1957年间的8年)的短时期内取得了过去百年中所不可能有的成就”②,邓小平也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辉煌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搞得成功,很了不起!”③新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还出现了社会大变迁、大转型,其影响惠及全体中国人,遍及整个国家方方面面。20世纪50年代,在中苏同盟关系的大背景之下,安徽区域通过落实中苏友好时期确定援建的重点工程、专家指导、人员培训、技术援助及双边贸易等形式合作,安徽的工业、农业和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1957年,安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顺利完成,在“一五”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安徽遭遇了1954、1956年两次重大自然灾害。但在苏联多种形式和途径帮助之下,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芜湖造船厂、马鞍山钢铁厂、铜官山铜矿、蚌埠肉联厂、门台子烤烟厂等一大批工业企业建成或恢复生产(详见本文第二章第一节)；农业发展借鉴了苏联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经验,在苏联帮助下进行佛子岭电站等一系列水利工程建设；合肥、芜湖、蚌埠、淮南、马鞍山、铜官山(铜陵)等6所城市完成了规划和扩建(详见本文第二章第三节),到安徽省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的1957年,安徽省社会总产值达到61.3亿元。“1953年至1957年,安徽工农业总产值由29.73亿元(按1950年不变价)增加到43.19亿元,增长42.2%。其中农业总产值由22.38亿元增长到28.19亿元,增长28.9%；工业总产值由7.43亿元增加到15.01亿元,增长110%。5年中,5年中,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5.2%；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6.8%。”①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加之轻工业自沿海内迁安徽,“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5亿元,重工业在整个工业比例中上升到26.87%”②。但安徽省工农业总产值构成中,农业仍是一枝独大,“农业与轻工业、重工业比例为：69.6：20.4：10”③。自1953年始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期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13.1亿元”④。煤炭、电力、冶金、机械等重工业在此期间得到了快速发展。科教文化方面：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通过借鉴苏联教育经验,改造了旧中国教育制度和学校,建立起新中国的教育体系。在受教育人口方面,1949年到一五计划完成的1957年期间,“全国受教育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66%,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由不足5%增加到11.1%；同时,普通高校的在校生人数也以8.04%的年平均速度递增”⑤,一五期间,“五年内,高等学校共招生56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共招生112万人。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包括研究生)共27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共84万人。五年内,普通中学共招生875万人,小学共招生8800万人。群众办学、业余文化学习、扫盲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发展”⑥。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很好人才和智力支持。20世纪50年代,近18000名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新中国也派出38000多名科学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农民赴苏学习,同时苏联专家还帮助新中国培训了大批教师、教员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人才。“一五时期”,“参加过苏联各种形式培养、培训的教员总近1.9万人,约占中国高等学校教员总数的四分之一”⑦。这一时期,新中国学习苏联,亘古未有地在农村广泛建立起了卫生医疗体系以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得到提高,在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在35岁,20世纪50年代末则延长至57周岁。文化方面,据苏联研究人员统计“1949-1958年间,共有134个中国艺术团体访问了苏联,在苏联上演了102部中国影。有112个苏联团体访问了中国,(中国)有将近20亿人次观看了747部苏联电影”①。人才、科学、技术和文化对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全盘苏化的变革,就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说,高等教育领域的“全面学苏”和“以苏为师”是“无可选择的选择”②。它是中国高等教育在特殊年代、由国内外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必然之路,在特定时期内,产生过积极作用,这种办学格局、办学模式、教育教学等方面全面学苏改革使得新中国可以有效集中与配置各种资源,以一种直接有效的“短、平、快”方式培养大量国家工业化建设急需的人才,支持了国家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20世纪50年代,安徽地区科教文卫事业也获得了较快发展,通过移植苏联教育模式,建立起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体制和教学制度；通过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电影等文化事业发展经验并引进优秀经典作品,基本满足了当时人民的文化需求；1950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安徽人民还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爱国卫生运动,送走了“瘟神”,建起了基层医疗体系,促进了卫生事业发展；特别在高等教育领域,以东南医学院(安徽医科大学前身)、合肥矿业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前身)、安徽大学迁建合肥等重大事件为标志,安徽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适应了当时社会建设的需要,省会合肥也逐步发展成为安徽省内乃至华东地区的文化中心、科教之城。以史为鉴,辩证地看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及在安徽区域的历史史事,其弊端和失误也不容回避：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滋生了集权主义和个人崇拜现象,阶级斗争也被错误地运用于党内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苏联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模式损害了轻重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合理比例和科学结构,也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集中、单一的科教文卫发展体制,违背科学技术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妨碍社会主义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的长远健康和全面的发展,其中的高校院系调整等举措,也在今天显现了相当的消极作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①——“鉴往而知今是历史学研究的最大意义之所在”,了解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深入探讨这段历史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前因后果,回顾既往、总结得失,不仅有其历史学意义,而且对于目前中俄两国未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见微知着、睹始知终。”②——了解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在安徽史事,在两国新的大国关系格局之下,探讨安徽地区在“中俄两河流域合作机制”合作框架下,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格局下的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也有相当意义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