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卢梭的语言起源理论为研究对象,以《论语言的起源》为文本依据。同时,本文将以卢梭的“自然状态”为切入点,通过追溯回人类的自然本性,区分和弄清促使人们言说的条件,厘清“不平等”的起源和语言的起源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通过对“南方语言”与“北方语言”、“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等几对关系的论述,突出自然（nature）和礼俗（moral）的张力关系在语言和社会演化中的重要意义,最终揭示出语言与统治之间的关联性,一种包含了“民族语言”与“爱的语言”的语言模型成为了“公意”的发声手段。第一部分,从卢梭的“自然状态”理论入手,表明自然人在生理层面和精神层面上都没有产生语言的必要性,语言的发明成为“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演变中最难解释的阶段。卢梭通过反驳霍布斯而在“自然状态”与语言起源之间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鸿沟,语言成为了与社会并驾齐驱的产物,语言的起源与社会的诞生同时发生。但与语言的起源紧密相关的“怜悯心”和“自我完善能力”却不能直接导致语言的诞生,语言作为人的潜在能力,其产生和发展应归之于偶然因素的作用,这和理性、社会一样。语言起源问题拥有了同“自然状态”一样的历史维度。第二部分,从“本能的语言”和“激情的言语”这对关系入手,表明人类已从纯粹生理性存在转变为具有精神的或道德的情感性存在,而随着理性的进步,自然（nature）与礼俗（moral）之间的张力开始在语言的演化中显现,这主要表现在“南方语言”和“北方语言”以及“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这两对关系中,语言的多样性在人类生活中造成了差异,而不同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则引起了语言基本特征的变化。第三部分,对语言和统治的关系作了论述,语言的衰落对政治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与现代语言对应的社会形式为人类戴上了枷锁,为了应对语言和政治表现出一种物质力量的局面,兼具“民族语言”与“爱的语言”的语言模型应运而生,主权者的“公意”作为政治社会的基础需要得到统一、完整的表达,因此,公民集会上旋律优美的自由语言便成为“公意之声”的条件。另外,社会建制的难题和公民义务感的培育需要立法者的“布道”,政治共同体的立法者亦是语言的立法者,语言模型由此成为政治模型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