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包括强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性信息披露。自愿性信息披露是由上市公司管理层选择性地向公司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是公司管理层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所产生的内生决策。为了能够充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上市公司对于信息披露的方式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先由最初的自愿性披露发展为强制性披露,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日趋成熟,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所要求的水平和质量越来越高,投资者对于信息个性多样化的需求仅仅依靠强制性信息披露已不足够,需要企业进行额外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以帮助投资者作出更为准确的经济决策,因此最终演变为“强制性信息披露为主,自愿性信息披露为辅”的方式。国内外相关监管部门对企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也非常重视,相继出台各项政策法规。目前,美国已形成了较为成熟完善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相较而言,我国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起步较晚,还未形成较为系统完善的有关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且目前上市公司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意愿程度普遍较低。但是,我国正加快出台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政策的步伐,积极鼓励上市公司增加自愿性信息披露。本文基于委托代理、信号传递和债务治理理论,以2003-2018年所有的沪深A股、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参照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来度量银行债权集中度,以一年中发布的管理层盈余预测数量衡量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实证分析了银行债权集中度和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关系,并采用替换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以及倾向匹配得分法等方法以增强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在进一步研究中分别探讨融资约束、市场化进程以及我国出台有关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相关政策法规对于银行债权集中度和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负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接着考察了银行债权集中度提高导致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减少,进而会对分析师预测偏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及建议。本文研究结果发现:第一,银行债权集中度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第二,融资约束强化了银行债权集中度和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之间负相关关系;第三,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弱化银行债权集中度与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负相关关系;第四,鼓励自愿性信息披露相关政策的出台会弱化银行债权集中度和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第五,银行债权集中度增加会导致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降低;第六,银行债权集中度升高会导致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减少,进而造成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变大。本文从债权人结构的崭新视角丰富了自愿性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为当前的学术争议提供了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