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由第一章的导论、第二章的文献综述、第三到五章的理论分析和最后一章论文的拓展所组成。具体逻辑结构如下：第一章为导论,分别从论文所研究的三个主题来简要阐述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强调论文研究的动机和创新。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回顾,并做出相应评述。本章首先从竞争企业间的不可逆投资入手,对关于实物期权视角下的投资战略历史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和简评,强调实物期权和博弈论相结合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必要性和优势,突出本文的贡献和创新之处。然后,分别从威权契约机制和经济发展、不确定环境下的稳增长和契约机制设计等两方面,来回顾和评述实物期权视角下的投资战略和契约机制历史中英文献,强调实物期权与机制设计相结合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和优势,找准历史研究的空白和不足,进一步突出本文的创新和贡献所在。第三章在实物期权和博弈论相结合的框架下,研究了两个企业在面对一个收入提高不可逆投资机会时的战略投资博弈。通过假设两个竞争企业同时在投资成本和收入上的不对称,详细考察了投资实物期权价值和投资决策的战略相互影响。通过构造一般化的理论模型,借助对领导者和跟随者最优投资触发点的分析,首次引入投资回报率不对称这一关键解释变量,本文提供了完整的占优序贯战略均衡、优先抢占战略均衡和同时投资战略均衡的特征阐述。并且,借助投资回报率不对称的概念,本文的贡献在于,量化了企业间的相对竞争优势,并得到了企业间的因投资回报率的不对称而决定的三种不同均衡的存在和相互转换的分析解条件。从而,可以对企业的投资活动能给出较细致的指导建议,对政府管理和激励企业投资活动也能给出有效率的参考建议。本章的研究涵盖了投资研究领域两方面内容,即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投资和竞争性条件下的投资。通过构造一般化的存在市场理论模型,借助对领导者和跟随者最优投资触发点的分析,并首次引入投资回报率不对称这一关键解释变量,本文提供了完整的三种均衡的特征阐述。具体的贡献和创新结论包括：(1)以前文献认为,只要两个竞争企业的优先抢占触发点都同时存在,所形成的均衡便是优先抢占战略均衡,本文却将当满足“企业的占优领导者投资触发点小于对手企业的优先抢占投资触发点”的情形视作占优序贯战略均衡,并用分析解的形式界定了这一条件,还指出,当企业的相对先动投资回报率小于对手企业的绝对先动投资回报率时,优先抢占战略均衡转换为以对手企业为占优领导者的占优序贯战略均衡。因优先抢占动力足够小和没有优先抢占动力所产生的均衡结果是一样的,即抢占动力足够大的企业和拥有占优竞争优势的企业一样都会选择在占优领导者最优投资触发点进行投资,所产生的均衡也是占优序贯战略均衡；(2)、历史文献只说明了先动优势对于优先抢占动力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本文则不仅明确指出优先抢占动力正比于企业自身的相对先动者优势,而且还指出,企业的优先抢占动力是与对手企业的后动力量成反比的,并对这一结论作出了合理化解释；(3)、本文不仅得到了以前文献未能得到的同时投资战略均衡存在的分析解条件,并且指出其存在的必要条件为企业间的要与对手企业同时最优化投资的投资回报率须相等,即要与对手同时行动的力量要相等。另外,还指出,企业要与对手企业同时最优化投资的动力反比于企业自身的绝对先动者优势,而与对手企业的后动力量是成正比的；(4)、本文将投资回报率进一步细分为相对先动、绝对先动和后动投资回报率,并将其用来测度企业的相对先动、绝对先动和后动力量,于是,企业间在投资回报率的不对称转换为在相对先动、绝对先动和后动力量的不对称,从而,投资回报率不对称这一概念量化了企业间的相对竞争优势。而投资回报率体现了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投资能力,故企业的投资决策战略和政府对企业投资活动的管理和激励可以重点依赖于本文有关投资回报率不对称的各种分析解结论；(5)、两个相互竞争的企业同时在投资成本和收入上面临不对称是符合实际的,而以前文献关于只存在投资成本不对称或只存在收入不对称所得到的结论在本质上其实是因投资回报率不对称所导致的,于是,本文的研究成果包含和拓展了以前文献假设企业间只存在投资成本不对称或只存在收入上不对称所得到的结论；(6)、通过投资回报率不对称这一关键解释变量,本文完整得到了三种不同均衡的存在和相互转换的分析解条件。特别的,借助企业之间在后动投资回报率上的不对称,我们创新划分了在各种不同情形下的三种不同均衡的界限和区域。从而,可以为为政府在管理和激励企业投资活动上给出较全面的有效率的参考建议。第四章在不确定经济环境下,分别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立场上,拓展经济金融学领域日渐流行的实物期权方法而深入探讨了威权机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通过定义转移成本和威权租金这两个概念,揭示了威权机制加速经济发展的原理,并且解决了以前文献未能解决的关于政企合谋的激励问题——政府威权与微观经济主体是怎样结合的难题。针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应用威权机制加速发展经济的动力不完全一致的情形,本文设计出中央政府最优转移成本目标得以有效执行的最优契约机制,以确保实现中央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当转移成本所造成的负面成本足够小时,我们揭示了威权机制在允许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或合作的条件下,促使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关键作用,并对于未来经济发展我们得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建设性建议。特别的,本文对于完善和丰富科学发展观也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威权机制对经济发展所起作用的关键是,政府威权可导致超出企业私人成本的部分社会成本与企业私人成本相分离,使得为获得威权租金收益激励下的地方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能有效结合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当威权机制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成本足够小时,中央政府允许采用威权机制来加速经济发展,以带来整个社会大众的福利最大化。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用威权机制发展经济的动力是不一样的,为能有效率发挥威权机制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和规避其负面作用,中央政府存在选择适宜的威权机制来发展经济的问题,即中央政府有必要针对其三种最优转移成本目标而进行最优契约机制设计,即中央政府可以通过选择最优的转移成本来调控地方政府和企业,使他们在可以得到威权租金收益的激励下能有效合作以实现地方经济的加速发展。本章拓展了在经济学领域流行的实物期权研究方法,分别站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立场上,深入考察了不确定经济环境下威权机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贡献和创新结论为：(1)、威权机制促使经济加速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的投资成本被降低了,导致企业在不确定经济环境下的最优化投资时间提前,当有足够多的企业都如此时,整个经济便加速发展了；(2)、中央政府由于权衡威权机制对企业投资机会进而经济发展的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所以可能会形成三种不同的最优转移成本；(3)、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下,因局部利益驱使而通常不会考虑威权机制的负面成本,故地方政府立场上企业的占优策略便是选择采用威权机制来加速发展经济,并且其最优转移成本总是等于企业投资项目的最大可转移成本；(4)、威权机制促进经济加速发展的作用在市场波动率较大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得更显著。因为不成熟的和集中单一的市场经济波动率相对于成熟的和分散多样化的市场经济是较大的,故而,威权机制能促进经济加速发展的作用在这样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才表现得更显著。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际经历了由不成熟的和集中单一的经济向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市场波动率一般会是很大的。因此,威权机制可以很好的解释我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日趋分散多样化,威权机制对经济的加速增长和发展的贡献可能会越来越小；(5)、威权机制能加速经济发展是在允许政企合作情形下产生的,因我们发现了政企双方都有严格正的利益作为他们合作的激励机制,故而我们解决了非常重要的以前文献没有解决的关于政府威权和经济微观主体为什么以及如何结合的理论模型构建层次上的难题；(6)、本文用实物期权研究方法拓展了传统的关于委托人—管理者—代理人三层次代理模型,这在国内外理论研究方法上都具有空白填补的意义。第五章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因稳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主基调,故为了深入探讨如何使地方政府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及对经济增长质量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注重上,从而构建委托—代理模型来研究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行政长官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拓展连续时间实物期权模型来决定不确定经济环境下地方政府主导的最优投资时机问题,且还考虑下级政府行政长官可能存在的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的问题,从而得到上级政府的最优激励契约设计。虽存在信息不对称,但上级政府的激励目标是能够设计出激励契约以甄别下级地方政府行政长官的真实私有信息,从而能使其按上级政府的考核目标来积极合理地开展投资活动,实现投资项目社会福利最大化。我们的研究将不确定环境下的稳增长目标的贯彻主要归结为选择适宜的投资项目。我们发现,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对选择适宜的投资项目以及社会总福利的增加有重要的影响和政策含义。我们认为,对地方官员的政绩奖励本身可能是很好的治理方式,但是,激励目标不能过于单—,而且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行政长官之间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对于社会福利的改善和地方政府投资战略有显著影响。本文将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行政长官间的关系描述成类似企业组织的委托—代理奖惩关系,为了有效解决逆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两个重要问题,上级政府可通过设计最优激励契约来实现甄别出下级政府行政长官所隐藏的真实信息以及激励其努力执行项目投资工作的目的,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的投资战略统一到中央政府稳增长目标的贯彻上,以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本章的主要创新贡献为：(1)、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很难考虑到稳增长经济目标的预期,更难于捕捉复杂多变的不确定经济环境的影响,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本文通过把社会总剩余和投入成本模拟作几何布朗运动,从而,首次在相关文献中构建连续时间环境下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行政长官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2)、在相关文献中首次拓展连续时间实物期权模型来研究地方政府主导的最优化投资时机问题,并且纳入社会总剩余和投入成本二维不确定性,以便以社会总剩余和投入成本间的比率(投资临界点为触发投资鞍点比率)为指标来量度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并确定其投资边界；(3)、首次拓展连续时间模型来考虑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行政长官间信息的不对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此情形下的上级政府能被视为下级政府行政长官的委托人,上级政府可通过设计最优激励契约来解决下级政府行政长官存在的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问题。第六章为研究的拓展,指出论文在研究上的不足,并对后续的研究作出有价值的拓展预期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