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演化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中，制度被当作一个既定的量来处理。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引入到经济学的范式中，而制度的演化理论将这一变量的动态过程用演化的方式来加以描述。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对于制度的动态分析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其一是以North为代表的理性设计理路，其二是以Hayek为代表的自发演化理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将诸如Darwin的生物演化理论以及物理学的自组织理论等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引入到对制度演化的研究中。尤其是美国Santa Fe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们基于实验室研究以及田野调查的探索代表了当下制度演化研究的前沿。强互惠是Santa Fe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们的研究表明一个群体内足够数量的强互惠主义者存在可以实现制度的稳定演化。笔者在其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型强互惠的概念，并建构起一个关于制度演化的分析框架，将理性设计和自发演化两种分析理路统一起来，对制度的均衡、演化展开更全面的认识。论文在结构上共分6个部分。在“导论”部分，笔者首先简要地回顾了演化经济学以及演化理论的发展状况，然后比较了关于制度研究的理性设计和自发演化的两条理路，并在对Santa Fe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简要介绍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的初步设想。论文的第1章主要从基本概念入手，依次对“制度”、“演化”以及“制度演化”的相关理论作以阐述。笔者在这样的思想行程中逐渐清晰地表明了研究中的演化的制度观。第2章通过对认知和理性的研究，探究制度的理性设计的可能。在这里一种有别于传统经济学的个体理性的观点将被采用，即社会认知为制度设计提供理性认定。第3章笔者从合作与利他的角度探讨一个群体意义上的制度起源问题。正是因为合作与利他使得人类成功演化，才被某种制度化的规则在群体中维持。第4章在Santa Fe经济学家的强互惠理论的基础，笔者提出了一个创新概念，政府型强互惠。研究表明，正是政府型强互惠使得制度的演化均衡成为可能，也正是政府型强互惠使得制度的理性设计成为可能。第5章在前面诸章节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关于制度演化的政府型强互惠模型，将以上两种思路囊括其中，分析有政府型强互惠者参与的制度演化过程。论文的分析理路是这样展开的。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理论来看，制度是自发演化的。但Darwin生物演化的自然选择对于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的解释并不充分，而Wallace所开启的关于人类演化的独立于自然选择的证明，让我们将人类及其制度的演化区别于一般生物演化来对待。人类具备有别于其他生物物种的认知能力，这样的认知在人类的交互过程中可达成指向某些共享意义的主体间性的共识，这是制度的认知意义上的基础。正是因为高度认知的能力，使得人类可在经由认知积累的心智结构的基础上展开推理和思索，这样的推理和思索为制度的理性设计准备了心理冲动和智力支持。但有限理性的广泛存在阻碍了理性抵达那些终极意义的逻各斯。然而，个体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处于一个交互环境之中，而这样的环境为理性设计提供了自然选择机制，从而使得那些经历了选择过程后被观察到的设计呈现理性的特征。这样的分析已经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的个体分析范式，于是可以借助社会学途径将那些原本在新古典中得不到清晰解释但又对制度演化有意义的概念并入到分析的理路中。人类考古学的研究发现人类倾向于交往与合作，这样行为模式使得这一物种成功演化。同时，在合作中利他行为的阐发，也是具有认知和理性的人类获取生存的途径，在利他与合作中人们积累有助于生存的社会资本。由此合作与利他可被新古典的成本——收益范式解释，进而可收敛于成功演化均衡点。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种特殊质素的个体被演化出来，他们强有力地维护了体现共享意义的合作与利他行为模式，从而实现了群体的成功演化。这就是被Santa Fe经济学家们称为强互惠者的个体，他们的存在可被群体选择和个体选择同时解释。但基于自由主义立场Santa Fe经济学家们并没有赋予强互惠者更多理性支持下的自主能动性，而这对于制度的理性设计至关重要，于是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扩展到职业化的强互惠和政府型强互惠层面上。自然状态下的演化可被前者解释，而国家社会状态下的演化就需要后者予以解释。最后，在这样的政府型强互惠理论架构上，将理性设计和自发演化同时囊括进来，对制度演化的均衡、内卷、动态演化以及革命的动态过程展开深入分析。政府型强互惠概念为制度演化研究展开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样的研究途径使我们可以摆脱在有关制度演化的理性设计和自发演化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上纠缠，可以立足于包容二者的统一的框架来审视政治、经济、产业等制度的沿革路径。同时，这样的分析理路出离了演化经济学简单类比于生物演化的分析方法，而是将制度演化视同为生物生存性演化的社会适应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