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翻译”在翻译中华典籍和促进中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通过各种注释和注解等形式将文本置于一个更加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使读者能充分地理解作品。在中华典籍的外译中,“厚翻译”为读者提供更加丰富的背景知识,扩充读者的认知语境,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华典籍,促进中华典籍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论语》是中国典籍中的瑰宝,集中体现了孔子的伟大思想,被誉为“东方的圣经”。在《论语》众多英译本中,理雅各译本和辜鸿铭译本影响最为深远。理译本以忠实的语言和丰富的注释而闻名,辜译本则以精炼的语言和通俗的风格著称,两人的译本都具有典型的“厚翻译”特征。本文运用描述翻译学和文献分析法,对中国经典《论语》理雅各译本和辜鸿铭译本中的“厚翻译”现象进行描述,分析两个译本中的“厚翻译”现象,归纳两位译者在译本中采用的不同策略,得出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总结出《论语》外译“厚翻译”的方法,以期为中华典籍的外译提供相关借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厚翻译”进行研究,对理雅各译本和辜鸿铭译本中“厚翻译”现象的异同之处进行描述和分析。从形式方面看,两个译本都增加了前言和脚注,不同之处在于理雅各译本还增加了序言和索引,而辜鸿铭译本则增加了文内的背景信息;从内容方面看,两个译本都增加了字词解释、背景信息介绍和翻译说明,而不同之处在于理雅各对于汉字的解构、文本深层意义进行了相关说明,辜鸿铭则更侧重添加西方意象和引用西方名人名言进行对比以助于读者理解。通过对两个译本“厚翻译”现象的比较可知:理雅各译本中的“厚翻译”采用异化策略,重在对源语(中国)背景文化信息的介绍;而辜鸿铭译本中的“厚翻译”采用归化策略,重在对译语(西方)背景文化信息的阐释。两位译者采取不同“厚翻译”策略的原因有三大方面:译者身份、翻译动机和目标读者。从两个译本的读者接受度来看,理雅各译本“厚翻译”丰富全面,对《论语》及其相关文献作出了全面介绍,适合于学术研究型读者的阅读;辜鸿铭译本“厚翻译”简洁顺畅,将《论语》中的特色元素与西方意象进行对比,适合于普通大众型读者的阅读。在典籍外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当根据不同受众选择不同的“厚翻译”策略,提供相关的源语或译语背景文化信息,扩充读者的认知语境,使读者更好地接受译本。对《论语》英译本中的“厚翻译”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为中国典籍的外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参考和借鉴,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