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照时间顺序,观察张爱玲在抗战胜利到离开大陆这一时期内的生活经历与文学活动,通过材料爬梳与文本分析,观察作家思想认识与文学观念上的变化,以及在创作中的相关调整。抗战胜利后,张爱玲的创作量减少、文风转变。通常认为这一变化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方面,作家被指为“文化汉奸”,承受巨大舆论压力,并失去发表的空间;另一方面,作家不稳定的婚姻使她的感情受到很大伤害。在推崇张爱玲前期作品的读者看来,这一时期的变化说明了作家文学能力的退步。但事实上,张爱玲并不完全满意自己之前的创作状态,她的变化不仅因为受到了压力,也包含着作家自觉的选择。新的时代环境下,张爱玲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变化,相应地导致了她在文学上的调整。正文部分第一章主要通过张爱玲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主要是1946、1947两年间的创作,观察她思想意识、文学观念上发生的变化。在《中国的日夜》中,作家已用“中国”来取代“上海”,来想象、思考她所处的环境;在《华丽缘》中,对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了新的认识;《多少恨》中,作家展现了她对人的新的想象,“好人”与“真人”不再处于分裂的状态;而《〈太太万岁〉题记》中,作家对文艺于读者之功用,也产生了新的理解。这一系列的变化可以理解为张爱玲接受新中国的思想基础。第二章的分析对象为张爱玲解放后到离开大陆前的创作,即长篇小说《十八春》与中篇小说《小艾》。《十八春》较好体现了张爱玲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理解与把握,符合时代需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并且受到了普通读者的欢迎。主人公们在旧社会中无法施展才华,遭受凌辱不公,有情人难成眷属,但在建设新中国的进程中,通过积极的自我改造,超越了旧有情怀,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体现出作者对“人”与“人性”的新的理解与想象。《小艾》以底层劳动者为主要描写对象,反映他们在旧社会受到的侮辱与伤害,以及最后在新中国获得了拯救。这可以看作张爱玲调整创作方向,力求符合时代需要的进一步努力。但是《小艾》在各方面都未达到《十八春》取得的成就。1952年7月,张爱玲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她抗战胜利后创作上的一系列的变化与调整就此终止。在日后的回忆中,张爱玲否定了她这一时期的转变,放弃了曾经在她身上体现出来的主体建构的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