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詹克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后现代建筑与文化的坚定鼓吹者,至今仍有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无论是受到批评还是肯定,能够产生这样让人绕不过去的学术与社会影响,跟他的全方位、长时段的努力有关,尤其来自他良好的政治美学出发点,即将建筑规定为一种公共艺术,以此区别于绘画、音乐等其他较为纯粹的形式。面对现代建筑逐渐沦落到单调、枯燥和缺乏交流性的窘境,通过符号学方法,詹克斯主张设计应回到强调建筑记号的惯例意义,把建筑从少数精英的秘传口诀中拯救出来,让普通人都能参与建筑的交流过程。但是,詹克斯既没能认识到建筑词汇学的粗浅,又没能建立起有足够说服力的建筑音位学。这种不稳固的理论基础,很难抵挡随后专业建筑理论家对此类“记号的迷思”的攻击。从勒·柯布西耶到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詹克斯将这些现代建筑史学家的历史书写,视为根据不同价值取向塑形而成的“神话”,但这却无法阻止他自己建构一种基于复数、流动世界观的现代建筑史迷思。在崇拜英雄主义的同时,詹克斯又陷入消费民主和享乐主义的幻想。政治上过不过硬,是他衡量现代建筑师的核心标准之一。这和着重考察当代英美流行文化之伦理要素的做法一起,证明了詹克斯的公共知识分子底色。但事实证明,詹克斯对虚拟空间解放性的期待,又是一种幻想。继承导师雷纳·班纳姆“即时史”的理论特色和波普建筑群体“瞬间村”、“即时城市”的美感倾向,詹克斯擅长迅速捕捉现象并形成结论。遗憾的是,这导致他对晚期现代建筑、后现代建筑和新现代建筑本质特征把握的不确切,虽然他对这三者的区分极富启发性。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也体现在他将其共和倾向的政治理想,简单平移到设计领域中,主张一种专案化设计方法的举动上。浓厚的政治色彩,迫使该方法自己最终驶离艺术的轨道。早年的英语文学训练经历,保证了詹克斯表面上的流畅文风,也致使他难以深入探讨上述三场建筑运动的初衷。用一种文化研究的方法,詹克斯企图用现代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古典园林的意义。但是,他终未能突破中国古典美学的固有思维,没能批判隐逸文化的内在难题。在对库尔哈斯新址大楼设计方案的鼓吹活动中,詹克斯展示了一种良好的而非邪恶的批评家寻租活动。不过,他未能深入发掘大都市匿名性与现代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复杂性科学,既是詹克斯重新解释新现代建筑的理论材料,又成为他给自己的苏格兰园林及雕塑设计作辩护的基础。然而,詹克斯不仅误解了复杂性科学,更坠入一种追随新兴科学假设的新宿命论之中。来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乌托邦政治热情,造成詹克斯建筑研究的一个重要悖论：他希望用替代建筑本身的、间接性的记号实现直接的革命。因此,有必要重新回到以建成环境为代表的建筑本身,注重建筑对人公共与民主意识的缓慢培养作用,用直接性的建筑本身实现间接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