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和现代化进程之下,海洋生态、海洋社会以及人海关系被置于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并呈现出愈加复杂的面相。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在全球化与地方性并置的脉络之下,兼顾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维度,结合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数据,通过人类学的视角与民族志书写方式,呈现以平潭岛钱便澳村为代表的海岛渔村的社会形貌;描述作为经济行为的鲍鱼养殖与其背后所缔结的人群关系、跨岛域网络,讨论鲍鱼养殖如何成为个体和“小地方”因应“大趋势”的方式;并重点研究技术、劳动力、资本等核心生产要素;检视社会流动下外来雇工与本地社区之间的关系、生产与发展之间的悖论等现实议题;省思鲍鱼养殖对地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尽管鲍鱼养殖是本研究的对象,但实际上却力图透过“物”,来展现微观的地域社会及其中的个体与宏大历史进程和世界体系的连接和交互;探查地域社会与更加微观的个体如何主动回应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现代性进程和社会变迁,而非以逆来顺受的方式成为“大历史”的被动接受者。作为海物,鲍鱼进入食馔清单和主治“明目”的药物历史已久,并随着海/陆之间往来互动的增加以及对背负着“异域”标签的海洋的认知扩展,进入了承载着地方意识的书写传统。鲍鱼采捕作为“海边里人”传统生计方式的一种,在明清之际借力于东南沿海的贸易网络成为大宗出口商品,近年来鲍鱼养殖业的兴起,也体现了东南沿海地域社会在时间序列上的承接。然而,鲍鱼养殖之所以在东南海洋社会广受追捧也并非机缘巧合,以“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为特点的鲍鱼养殖正好契合了“以富为尊”和富有冒险精神的海洋社会,由此成为海岛渔村在遭遇村落命运节点与个人生活转折下实现创富梦想的选择。相较于流通、消费来说,生产无疑是鲍鱼养殖产业链条中的起点,而技术、资本与劳动力则是其中最核心的生产要素。不同于必须依赖现代水产技术的苗种培育环节,以海上筏笼吊养和绳式挂养为主的成鲍养殖,具有“准入门槛”和“技术要求”双低的特点,家户乃至个人仍是鲍鱼养殖的主要生产单位,加上适用海区的有限决定了扩大养殖规模的难度,因此鲍鱼养殖尚未脱离小农经营的模式。但是,雇佣劳动仍是对人工有着高度依赖的鲍鱼养殖的重要补充。正是由于外地雇工的进入以及引发的一系列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使得本地社区在性别问题上带来了一系列改变:女性开始进入到生产和交易的台前,而非像过去那样在“岸上”从事“幕后”工作。此外,民间借贷的兴盛和常态化的应用成为生产者一一鲍鱼养殖户解决资本问题的重要方式,由此不仅催生了信用评估和借贷体系,而且“友情”借贷(friendly loan)的消失也证明了在鲍鱼养殖业兴起后资本观念所发生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在“鲍鱼”缔造了东南沿海地域社会创富神话的同时,从苗种培育到饵料供应再到成鲍交易的“物”的流动中形成了“人”的连接,并生成了跨岛域网络。由此这个跨岛域网络将在地理上被孤立的闽地海岛连接起来,甚至将其影响半径扩展到了辽、鲁二省,实现了南北的关联。在利益追寻的驱动和资本的运转下,原本在空间上存在的区隔被打破,曾经孤立隔绝的海岛渔村在“鲍鱼”形成的跨岛域网络中彼此联系起来,并在市场的联动下构成了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也影响了地方社会的社会组织架构和传统文化,从而加速了地方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