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终其一生最高科名仅为一生员,面临壅滞的科举之途和严峻的生存竞争,他已经八试不第,四十六岁时又因杀妻下狱而被革去生员身份,这对于抱持“学而优则仕”社会价值取向的他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打击,科举入仕之途彻底被断,也就无法体现自己存在的社会价值,这让自负才华的他极为悲愤,科举失意成为其一生耿耿于怀的心结。而且在其困于场屋期间,除了在三十二岁时成为廪膳生员后可获得廪粮之外再无其他收入,生计成为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为徐渭等生员的治生活动拓展了空间,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机遇。一介书生虽别无所长,所幸多年业于科举又浸润于驳杂的知识中,培养了一定的学识并习得了一些诗文书画的技艺,于是徐渭的治生活动主要是在本业的基础上展开。本文以徐渭为关注的主体,对明代中后期生员群体的治生选择做一个细致的考察,作为下层士人群体的生员,在制度、政局、经济、思想、社会等方面处于变迁中的明代中后期的大环境下,具体面临着怎样的生存困境,会做出怎样的取舍与妥协,选择何种治生方式,以及治生的效果如何等等,从而力图还原生员群体的真实的治生心态与生存状况。徐渭或是训蒙处馆、卖文为活,或是入幕为书记等等,他的治生方式在不断变换,有时交错进行,同时又兼顾着举业,其身份也随之在县学生员、教书先生、幕府书记、笔耕文人中转换。然而由于不善治生、个性狷狂等原因,期间虽不乏有自建住宅酬字堂这样生活自适的时候,却好景不长,总体来说,他的治生效果并不理想,晚年尤其是处于老病贫的潦倒境遇中,七十三岁时更是死于其所寄居的儿子徐枳入赘的岳父家。实际上,徐渭在治生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来自于治生本身所暗含的求利本质,这与中国传统士人安贫乐道的理想人格及其所遵守的重义轻利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冲突与碰撞,使得徐渭陷入了治生求存与安贫乐道的两难境地。这也是明代中后期士人普遍面临的治生难题,这一时期的社会虽然为他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治生方式,但同时生员们大都处于相对贫困的生存状态中与此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