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本尼特通过博物馆和监狱二者之间的比较,认为尽管博物馆中存在着规训权力,但是博物馆在开放性、统治方式、视觉技术和建筑形态等方面同监狱均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运用葛兰西霸权理论以突出参观者的主体性之时,本尼特在理论上发生了治理术转向,并且通过文化和治理术二者的结合,发展出了一套全新的文化治理理论。只是由于本尼特对葛兰西国家理论的保留,这就使得本尼特在其博物馆研究的前期,将博物馆看成是一个包含了比文化治理机构更为复杂的权力关系的“展览综合体”。通过既面向公众开放又对公众进行区隔、既突出藏品的普遍性特征又不放弃藏品的独特性内涵,以及在建筑形态上采用既展示又规训的方式,“展览综合体”在规范人口的社会行为、塑造个体的身份认同、以及塑造西方文明的神话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本尼特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后期,本尼特用更具历史性的“社会关系”概念取代了“社会”的概念,将博物馆看成是文化和“社会关系”二者之间的连接点。与此同时,通过引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博物馆被看成是一个由不同行动者（策展人、观众、藏品、建筑等）偶然聚合而成的“文化装置”。如此一来,不仅社会物质网络中的每一个行动者都能影响博物馆功能的发挥,而且博物馆也能通过这一社会物质网络对社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博物馆是一个同社会紧密相连的、具有实践性的政治空间。如果说在博物馆怀疑论者看来,当艺术品同其原初的语境分离开来被置入博物馆中,艺术品就失去了它独一无二的特性走向了死亡,那么,从文化治理的视角出发,本尼特认为,对艺术品普遍性的强调实则是将艺术品看成是一系列可以被加以利用的文化技术,因此,当艺术品进入博物馆之时,它是获得了来世的生命。不仅如此,与博物馆怀疑论者将博物馆看成是一个缺乏同生活联系的、缺乏实践性的空间不同,本尼特认为博物馆不仅可以通过展览发挥文化治理的作用,而且还能通过社会物质网络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