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总结。人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自身、与他人、与自然的关系。
　　传统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伦理道德教化的国家，这种注重也表现在它对传统中国民众社会关系的关怀上。“人伦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中国对“人伦关系”的注重，则体现于很早就已经开始的“人伦家教”——所谓“人伦家教”，则指“家庭”在教育其家庭成员如何认识、处理“人伦关系”方面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举措。不过，其中的“家庭”一词，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从古至今，都存在着“国家”和“个体家庭”两个层面的认识。
　　传统“人伦家教”中关于“人伦家教”的轨训基调很早就已经敲定:舜帝时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内容的“五教”，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人伦家教”——这是基于当时“父系大家庭”为社会基层单位的事实之上。“人伦家教”之后的发展，经历了周公制礼做乐、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孔子创建儒家思想体系，墨法等家亦各自为阵）的历史时期，最终因汉时儒家思想登上宣教宝座，故儒家“人伦家教”的理论也开始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得以由上至下进行实施。这种实施，表现之一是在理论体系的架构上有历代儒士貌似“述而不作”的不断充实和内容上由他们从“国家”和“个体家庭”两个层面结合当时社会实情而做的填补;表现之二则在于，从实施的机构和方法方面来看，不仅落实在当代社会通称“家教”时所指的的“个体家庭”的“家庭教育”上，而且体现在以“国家”为“大家庭”的政策诏令、法规法律的制订和维护上。总之，儒士们立足于“学而优则仕”之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梦想，依托“国家”、“家族”、“个体家庭”的形式，以家书、家训家范家规、诗歌、功过格、道德书籍等多种形式为载体，担负着“修身、齐家、化乡、成俗”的“入世”教化目标。通过千百年的传承和孜孜不倦、前赴后继的教诲，儒士们将传统儒家“人伦相处”的理念深化进中华民族的意念深处，使其成为民族的烙印——比如“忠孝”、“仁义”、“诚信”等，已然积淀成我们的民族心理，成为我们“人伦相处”特有的民族符号——所以，孙中山先生说过，我国宣扬和尊奉的“孝”，是别的国家比不上的;“信”虽不象西方国家注重纸制契约和法律维护，然形式上的“一诺千金”亦重如泰山——这种基于内心信念之上的人伦相处之道，即是我们民族最信奉和虔诚的。正是这些特色，使传统“人伦家教”作为传统伦理道德教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成就了中国重视“德治”的政治特色，也自成体系，为后世中国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经历了中国近代史的风云，传统的断裂是不争的事实。兼之由于上世纪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繁重任务，所以，个体、个体家庭做为社会的一分子，积极投身于社会的大任务，因而在社会革命和建设洪流中都曾经沉默。同时，传统“人伦家教”失去原先置身的社会大背景，因此在体系上不再存在，而在理念和内容上，却以星点式的生存而苟延残喘——继续展现着伦理道德之“相对独立性”的特点并发挥作用。然，伴随社会的发展、具体国情的改变，各种“人伦家教”问题，已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相继出现;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新情况不断出现，“人伦家教”问题的出现频率不断加快、数量不断增多。——尽管，在意识层面，人们或许还未将各种各类问题背后所藏较深层面上的“人伦家教”原因挖掘出来。
　　当代中国，经济腾飞，民族复兴。“和谐社会”是我们的整体目标，“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我们的追求之一。“社会主义人伦关系”的健康构建，不是听之任之就可达到的。我们必须明确“人伦关系”的良性构建在当代社会和个体成功社会化中的需要和作用、了解个体与个体家庭在当代社会的凸显以及特征、把握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教育形态在当代社会里具备的普及化、系统化发展等特色。
　　总之，“人伦家教”作为可以帮助实现目标和追求的组成部分，面临理论和内容上被“现代转化式传承”和“创新式重新架构”的历史任务;并且，当代“人伦家教”工程必须以系统化形式开展和进行是时代趋势。当然，这个历史任务的完成，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法律法规的维护，需要人数不断增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群体有意识去“做”——理论上的传承与创新、内容上的巩固与充实、实践上的操作与更正，更需要全体社会成员意识层面的重视和逐步的正确实施。
　　总之，构建健康和谐社会主义人伦关系，需要“人伦家教”。而健康和谐的社会主义人伦关系，不仅可以将“个体”之构建和谐社会的力量合力，而且可以真正落实建设精神家园的目标——既体现传统的承继，更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民众之真正“人文关怀”，这是和谐社会实现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