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社会学在国人学习西学的热潮中传入中国，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西方社会学学说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社会学输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有直接从西方引进和间接从日本转手两种。日本在甲午战后不仅是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中转站，还是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出国留学的主要场所，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可能直接学习了社会学课程，故日本社会学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影响颇大。十月革命胜利后，国人不再是一味的向西方寻求资本主义的救国方案，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新的希望在中国曙光乍现。此时，前苏联逐渐取缔西方社会学，列宁、布哈林等前苏联领导人开始用唯物史观改造西方社会学，试图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学。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在向前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和经验的过程中也将前苏联社会学学说传播了进来。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尝试着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学。李大钊提出唯物史观的经济法则是对社会学的贡献，瞿秋白将布哈林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学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翻译改编为《现代社会学》，李达则用唯物史观完整的改造了西方社会学，并出版了《现代社会学》一书。通过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人的努力，“历史唯物论之社会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社会学的发展过程、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社会发展史、社会问题等问题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当时在中国占主流的是西方社会学学说，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社会学思想与当时主流的社会学思想，在改造社会的方法、对社会性质的认识、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对西方社会学的态度等问题上有显著的区别。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社会学，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李达在其《现代社会学》中对社会革命发生的条件、民族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弱小国家民族革命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联合等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对指导当时处境艰难的社会革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