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缓,寻找经济新增长点已经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这样十四亿人口大国推进城镇化战略更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遗憾的是传统城镇化虽然快速拉动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但是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累积了诸多问题和矛盾,转移人口地位边缘化、环境污染严重、城市建设同质化、高度依赖财政支出、区域发展失衡等。过去粗放式的发展已不再可取,摒弃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推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势在必行。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有利于改善资源错配现象,激发经济新动能,也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部分学者指出中国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到公共服务推动的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背后是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期盼。在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与社会矛盾转变的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依赖于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浪潮席卷世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信息化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大数据支持下公共服务新供给模式不断涌现,服务质量不断攀升,同时信息化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新的思路,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如何释放信息化的巨大潜力,促进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助力城镇高效、低碳、智能化发展是不能忽视的时代之问。基于此本文拟从公共服务质量角度出发,研究其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并考察信息化对公共服务质量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首先,利用2011-2018年279个地级市相关数据构建综合评价指标度量公共服务质量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其次,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公共服务质量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进一步,本文从区域层面考察公共服务质量对新型城镇化的异质性影响;最后,尝试研究信息化对公共服务质量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有助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公共服务质量越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越高。公共服务质量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进步效应两条路径对新型城镇化产生影响。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吸引大量劳动力迁徙或聚集,人力资本提升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动力;公共服务通过投资效应提高地区技术水平,先进的技术培育一批新产品、新产业、新部门优化新型城镇化建设格局;（2）公共服务质量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中部地区公共服务质量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公共服务质量的促进作用高于西部地区;高固定资产投资地区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高于低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的城市;高财政支出地区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高于低财政地区的城市;（3）信息化强化了公共服务质量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公共服务深度结合,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善传统公共服务供给中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公共服务成本、促进居民参与决策,为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新动力,进而促进了新型城镇化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两点:（1）考虑了信息化的调节效应。现有文献较少有将信息化与公共服务质量、新型城镇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本文将信息化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对公共服务质量和新型城镇化之间关系的影响。（2）数据样本更加细化。现存文献较多依旧在省级层面研究新型城镇化,而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指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引导大中小城市发展是新型城镇化未来的重要建设方向,因此本文采用2011-2018年279个地级市相关数据对公共服务质量、信息化与新型城镇化三者之间关系展开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