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精神损害,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只是模糊地承认其存在。但对于究竟什么是精神损害、如何衡量损害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赔偿,并没有细致的研究。得益于在德国进修的机会,笔者研究了德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惊叹其损害衡量标准之细致,故欲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相比较,以作思考和启迪。在文章引言部分,笔者发现两个问题:其一,我国除了一个单纯的精神损害赔偿之外,在有些情形下,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也属于精神损害赔偿,但这两项赔偿金额却按照物质标准计算(收入水平);而在德国法中,死亡情形下,家属只有三项赔偿请求权:丧葬费、抚养费和精神抚慰金,并不对死者的收入逸失进行赔偿。其二,我国在对单纯的精神损害赔偿项目(即以“精神损害赔偿金”或“精神抚慰金”为名义的赔偿金)进行赔偿时,一般只以受害者的伤残等级为标准;相对的,德国法则从受害者的忍受折磨的时间、对生活造成的不便以及对社会关系的影响等因素全面考量受害者的损害。在本文第一部分,比较了两国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认知,发现德国法已经对什么是精神损害有经历了从主观到客观的认知过程,从认为精神损害是受害者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到认为其是对个人的自我决定、自我发展造成的破坏。而我国对此还处于一个混沌状态,精神损害赔偿金和物质损害赔偿金的界限都还不明晰。本文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比较了两国的衡量标准,发现在衡量精神损害时,德国法院会从受害者的治疗情况、生活状况、职业生涯、社会关系等多个方面进行衡量,以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为主,例外情况则会衡量加害者的过错和获利情况。但我国则不同,除了衡量标准单一、论证过程模糊之外,还特别以物质水平为衡量标准。为了探究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笔者以两国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两国的社会和制度差异为角度,试图寻找答案。本文第三部分是功能背景的分析,德国一直非常重视发展出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定位,主要发展出三种功能:填补功能、抚慰功能和预防功能。而依据具体案情不同,所适用的功能也不同。在个案中,常常是同时几个功能在起到作用,或是其中一个功能在起着主导作用,都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去进行分析。这也是为何德国历年来每年都大费周章地对新出的精神损害的案件进行统计分类的原因。这是德国的衡量因素全面细致的直接原因。而我国单纯的精神损害赔偿还是以“弱化”的抚慰和宣示权利为定位,故法官在衡量时就显得随意,也没有发展出全面的衡量标准。本文第四部分探讨了两国的制度和社会背景:发现受损害概念、社会福利制度、个体意识以及我国独有的赔礼道歉制度等所影响,德国在衡量损害时,以个体为落脚点,但是我国更注重人对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的联系。德国《民法典》的债法总则部分已经明确区分了物质损害和非物质损害,精神损害赔偿已经逐渐成长为与财产损害同等重要的损害赔偿制度。但我国并未在制度上区分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各项法规只是对赔偿金的项目进行列举,机械地套用往往会造成赔偿效果的重复或混乱。进而,本文在结语部分提出建议,认为我国首先应当对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害进行明确的区分,真正认识什么是精神损害以达到更好地赔偿精神损害的目的。此外,笔者还建议我国可以仿照德国的痛苦抚慰金指引表(Schmerzensgeldtabellen),对精神损害的案件进行搜集,把每个案件中的主要衡量因素进行罗列,以达到不断完善精神损害衡量标准以及为司法实践者作出更好的指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