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科打诨是一种艺术手法，也是一种喜剧精神的体现。它来源于人的达观自信和对生活的艺术化处理，以艺术之“轻”去消解生活之“重”。元杂剧科诨艺术之精神渊源，乃植根于中国文化里的喜剧精神，中国自古便是滋长喜剧的沃土，从文献作考察，最早可考源于先秦典籍，尤其是诸子寓言中的幽默谐趣与讽刺，及司马迁《史记》为“滑稽”立传，滑稽遂成中国人文环境中特占一精神面貌与功能品位，继而在往后的史籍、笔记小说，乃有为滑稽记言的传统;此外，从笑话书的传统及历代文士的谐趣文字、戏谑言行轶事，皆可见喜剧精神一直活跃着，被不同文体演绎的，喜剧文学的生命不断被壮大，直至它与表演艺术结合,产生了极富民族色彩的中国戏曲。　　从形式的案源方面而言，元杂剧科诨最早来自先秦古优群。据典籍记载，优伶的活动与滑稽戏谑是分不开的，从汉魏六朝以至宋代优伶的御前表演来看，由个人片言打诨发展到群优伶合演故事，中间产生了石董桶、黄繙绰、镜新磨、丁仙现等名优，留下了丰富的喜剧意趣，为戏曲净丑行当树立了典范。由汉代至唐代，角觗戏、参军戏、《踏摇娘》等滑稽戏其实都是以插科打诨来表演的，尤其是唐滑稽戏与其他艺术形式渐趋於融合，实又为宋金滑稽戏开辟了道路。宋金有将重说白、滑稽成分较浓的杂剧形式，以时事入科诨，固然对元杂剧有大影响;此外据《武林旧事》、《辍耕录》记载，又有了针对平民观众的滑稽剧目，如《打略拴搐》、《诸杂砌》之类，正见滑稽调笑占有重要位置，有杂剧演出便有科诨。到了元杂剧，喜剧性的科诨表演与正剧表演结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喜剧性穿插。由此可见，科诨艺术与中国戏剧是同步产生的。　　科诨在元杂剧中十分普遍，几乎到了无剧无之的程度，不但是喜剧、正剧，悲剧中依然有科诨的存在。从脚色行当言，元杂剧科诨又是无脚无之的，上至公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皆有科诨;净丑固然是主要的作科诨者，但其他行当也依样可科诨一番。从结构上言，不论是楔子或某折，或一折的开首、中间、结尾，均可加插科诨;就连唱曲也有以曲作诨的例子。若将元杂剧按题材分八类（历史剧、社会剧、家庭剧、恋爱剧、风情剧、仕隰剧、道释剧及神怪剧），则表演科诨之剧中人物类型及脚色行当更见显明，科诨艺术特征也更突出。　　元杂剧科诨艺术承继了不少营往喜剧艺术的手法与技巧，舞台上每一表演元素都可作科诨，加以剧作家又多匠心独运，故元杂剧科诨得以众妙粉呈。由滑稽语言和动作构成去观察，元杂剧科诨自有独树一帜的艺术技巧，如利用上下场诗、谐音、荒谬情节、俗事俗物和舞台动作等，还有利用宋金杂剧作插段，利用谚语、歇后语、佛家语打诨等，俱见特色而又堪为后世戏剧借鉴。　　科诨在元杂剧中为观众提供娱乐，让以广大平民百姓为主体的观众得以“乐一乐”，润滑其为生活所困顿的心灵，价值是无须怀疑的;然而除了逗人发笑，科诨在元杂剧中还起着戏剧的架构功能和剧场功能。前者乃指塑造人物形象，由于科诨通常作漫画式勾描，故塑造了大量“类型形象”，包括不同职业、身份、职位、品质的各式人物;在剧场功能方面，明代王骥德和清代李渔早已指出科诨有调节剧场气氛的功能，考剧到元杂剧的独特搬演方式，两位大师理论的有效性就有瓦度上的差别;在某些元杂剧中，还可见科诨另一个剧场功能,就是调节戏剧的节奏，这可解释悲剧中何以有科诨的存在。　　明清戏曲学者对插科打诨有过不同的论述，从徐渭《南词叙录》、王骥德《曲律》、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到李渔《闲情偶寄》，均提出科诨在戏曲中自有功能，不剧被忽视。尤其是李渔更具体地提出创作科诨的原则、科诨的教化功能、演出和雅俗共赏的理想，虽然并非针对元杂剧而发，然而却开了元杂剧科诨艺术研究风气之先。在近数十年，随着戏曲研究蓬勃发展，元杂剧科诨艺术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层面，或用不同方法作出研究，发表了好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与西方戏剧科诨作比较时，可发现科诨产生的背景和条件有共通外，元杂剧科诨尤显出其独特的艺术品位。元杂剧科诨与古希腊喜剧科诨技巧有相同之处，但没有它的粗俗和淫亵;元杂剧科诨多少夹杂着一些社会意识，但古罗马喜剧科诨却纯粹逗笑;与中世己宗教剧相似的是，科诨穿插在严肃或悲惨的剧情中间，用作吸引观众，而元杂剧里的科诨却是融进剧情的;元杂剧科诨与十六世纪意大利即与喜剧有惊人的相同处，即同有插科、行当和插段的表演，意大利即与喜剧之所以享有盛誉，映照了元杂剧的价值。最后，莎剧与元杂剧中有大量科诨存在的事实，实示了科诨是把戏剧戏贵族贵的趋向挽救出来的手段之一;而莎剧中那些小丑、傻子大智若愚的科诨，却是元杂剧所无的;同样地，莫里哀写喜剧爱用闹剧手法，科诨在其剧作发挥着极大作用，不遇他使用过科诨是与全剧浑成的，很少是“插入”的笑料，这又是与发展方向不同、时空不同时元杂剧有所区别的。　　总之，元杂剧科诨是棰富民族特色的艺术手法，是中国喜剧精神在戏剧里的一种体现，它的价值是无比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