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正义”是对过去大规模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的回应,其目的在于伸张正义,促进国内外和解,弥合社会裂痕。它是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迈向成熟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奠定其转型政权合法性的内在需要。二战后,伸张正义,严惩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20世纪70年代,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发展,及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关注,“转型正义”开始进入西方学界的研究视野,并在冷战后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关于如何处理过去发生的虐害人权的罪恶行为,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几乎所有民主转型与和平转型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曾备受此问题困扰,甚至部分国家和地区现在仍深陷其中。然而,“转型正义”却又是每一个经历此过程的国家和地区须正视且妥善解决的问题。东帝汶“转型正义”作为“转型正义”的典型代表,沿袭了“转型正义”的特点。同时,与其它地区与国家的“转型正义”相比,东帝汶“转型正义”在参与主体、机构设置及最终成效等方面又展现出自身的不同之处。与其它多数地区与国家的“转型正义”实践不同的是,东帝汶“转型正义”的主要参与主体是联合国,及东帝汶与印尼这两个主权国家。而且,东帝汶“转型正义”的机构设置方面也相对较全面,既包括刑事起诉机构,也包括真相委员会,前者主要针对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者,后者主要针对侵犯人权的罪行较轻的犯罪者,它们为东帝汶的正义伸张、真相调查及社会和解工作提供了解决渠道,也为其它地区与国家的“转型正义”实践提供了借鉴。然而,东帝汶的“转型正义”进程是伴随其民主转型与和平转型同时进行的,这就使得东帝汶在利用法律手段追责的同时,不得不迫于政治现实而偏重社会的和解。本文从“转型正义”的一般性研究出发,对东帝汶“转型正义”实践启动的背景、其参与主体及其所建立的具体机构,以及这些机构所取得的成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文章认为,东帝汶、印尼及联合国这三个主要参与主体的综合作用,影响到东帝汶整个“转型正义”进程的发展及其成效。虽然,“转型正义”的目的是为了寻找真相、伸张正义,促成和解,然这些目的的实现是基于和平的国家理性前提。在实践过程中,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东帝汶“转型正义”的实际成效与理想目标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极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