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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中国政治信任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制度与文化两条路径,尤其是经济增长和政府绩效对信任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大众媒介对信任的影响在逐步增强。在西方国家媒介使用与政治信任的关系研究中,主要存在着“媒体抑郁论”和“良性循环论”两种对立的假说,中国语境下的大众媒介有着迥异于西方媒体的特征,那么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媒介使用到底对政治信任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不仅是学者们努力探究的理论问题,对提升中国民众政治信任水平也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本文基于以往文献理论的梳理回顾,对媒介使用和政治信任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对媒介使用类型和政治信任的层级进行划分,提出三种不同类型媒介使用和不同层级政治信任间关系的研究假设;运用“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调查数据进行变量描述统计分析,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不同类型媒介使用和政治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制度变量和文化变量对民众政治信任仍保持着较强的解释力度,传统印刷媒介与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却似乎对提升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无能为力;传统电子媒介与民众的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新兴电子媒介会对民众的地方政府信任产生消极作用,但与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无显著相关关系;媒介使用频率上,除传统印刷媒介对民众中央政府信任会产生正面效应外,不同类型媒介使用频率对民众不同层级政治信任均无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借助传统媒介在我国政治传播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实现政府信息公开,持续强化传统媒介的引导作用。二是转化思路,深入挖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电子媒介在提升民众政治信任过程中的作用,利用新兴媒介的优势特征,消除政府与民众互动间的距离感,创新沟通渠道,使新兴电子媒介成为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新途径。三是重点关注政府绩效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对民众政治信任的持续影响,借助媒介优势在提升政府绩效和塑造良好文化环境上下功夫,凭借新媒介技术,形成合力,提升政府公信力。
首先,本文基于以往文献理论的梳理回顾,对媒介使用和政治信任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对媒介使用类型和政治信任的层级进行划分,提出三种不同类型媒介使用和不同层级政治信任间关系的研究假设;运用“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调查数据进行变量描述统计分析,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不同类型媒介使用和政治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制度变量和文化变量对民众政治信任仍保持着较强的解释力度,传统印刷媒介与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却似乎对提升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无能为力;传统电子媒介与民众的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新兴电子媒介会对民众的地方政府信任产生消极作用,但与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无显著相关关系;媒介使用频率上,除传统印刷媒介对民众中央政府信任会产生正面效应外,不同类型媒介使用频率对民众不同层级政治信任均无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借助传统媒介在我国政治传播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实现政府信息公开,持续强化传统媒介的引导作用。二是转化思路,深入挖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电子媒介在提升民众政治信任过程中的作用,利用新兴媒介的优势特征,消除政府与民众互动间的距离感,创新沟通渠道,使新兴电子媒介成为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新途径。三是重点关注政府绩效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对民众政治信任的持续影响,借助媒介优势在提升政府绩效和塑造良好文化环境上下功夫,凭借新媒介技术,形成合力,提升政府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