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黄土沉积区,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历来受到世人的关注。因为该区域的环境变迁早已引起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水土流失。该区水土流失在造成本区域环境恶化的同时亦影响着黄河下游地区。地处晋西吕梁山区的三川河流域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研究其水土流失的成因,总结历史上这里出现的减轻或是加剧水土流失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改善和保护该流域的生存环境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从上世纪50年代初直至70年代末,中国政府在这里开展了持续不断的水土保持工作。作为一个高度集权的时代,集体化为水土保持的实施提供了特殊的场景,并在此过程中凸显了自己的特色。本文即选取山西省三川河流域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其三十年间水土保持工作的梳理与复原,以集中探讨集体化对于该流域水土治理工作的影响,并欲在此基础上,以水土保持这一微观视角来对集体化时代给予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在研究中,本文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深入田野与社会,采取了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查阅了大量的地方基层档案；实地走访了建国以来这一流域水土保持工作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并在此过程中深入群众,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文中还借鉴了社会学、统计学、水土保持工程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和成果,希冀能够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个客观地分析与解读。本文共分为六章。在第一章中,笔者首先确定研究对象,并分析研究现状,明确研究内容和意义,进而根据资料特征,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切入点。第二章分为两节,分别就造成三川河流域严重水土流失现象的自然、人文环境和历史上该区域民间社会所蕴藏的治山保水经验进行概述,并指出这些经验长期处于分散、零乱的状态中,为集体化时代大规模的水保工作埋下伏笔和基调。第三、四章为本文的重点,即以集体化时代的两大生存实践阶段为节点,在结合对国家宏观政治背景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水土保持工作在地方社会的具体运作和实践过程。第五章则选取了水土保持工作中的梯田建设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以柳林县这一区域为背景,集中阐述了梯田在地方社会由排斥到广受欢迎的转变过程。同时,该章将贺昌三郎堡和龙花垣韩家峪两大模范典型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指出了梯田建设更新换代的出发点均源自于对粮食增产的诉求,以及梯田对于集体化时代下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治理的意义所在。第六章为本文的结论部分。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认识和结论：水土保持工作与粮食生产间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以梯田和淤地坝为具体实践形式的水土保持工作和粮食生产之间实现了互相协调和促进。在集体化时代,粮食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而淤地坝和梯田在粮食增产方面的积极作用则带动了其在三川河流域的大量修建与推广。同时,这些水保工程的建造也切实地带来了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但另一方面,由于一切水保措施均必须围绕粮食增产所展开,从而造成了能够迅速提高粮食亩产的淤地坝和梯田受到重视,却直接制约与忽视了规模较大、利于保持水土和改善环境的林牧业的发展。这使得整个三川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集体化对于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影响是复杂的,其主要体现在农村劳动力组织形式上的变化。一方面,集体生产方式下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了人们在兴修水保工程中所投入的热情和激情,给水土保持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另一方面,集体化又加强了基层政权对劳动者的管理与控制,“组织起来”使集体力量大大加强,克服了“单干”的劣势,从而使耗力较多的水土保持工程能在此状态下得到大规模的兴修。造成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工作未能得到长足发展的原因亦是多方面的。首先,技术上的不成熟使水保工作一直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中,并无多少现成经验可借鉴,从而造成了某些实践未获成功。此外,“左”倾错误思想的泛滥,也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使许多水保工作只追求速度和数量,却忽视了效益与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