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不仅仅是民众“反帝”的表现,也反映近代中国的变化。一个问题是,1900年之前,列强侵略中国的事件不少,为什么没有引起民众广泛关注和全国性反抗?而进入20世纪之后,民众似乎对“国家”关注起来,表现之一就是抵制洋货运动的兴起。它昭示着中国社会已发生很大变化。自1890年代开始,已有相当一部分知识份子惊觉“万国竟存,中国危亡”,自觉要挽救之,非唤起民众不可,于是开始“新民”工作。印刷革命使书籍和报刊印制能够大量印制,使新思想观念的宣播在广度和深度上前所未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开始兴起。此后,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涉外事件便再也不是与己无关之国事,而是与每个国民份子的利益相关,需要国民共同关注。现代通信、交通方式能便捷地将事件信息传向外地,突破地域限制,报刊等大众传媒能在短时间内将信息大量复制然后大面积散播,社会网络的出现加上通信、传媒技术的支持使得事件被公众广泛知晓,并被当作关涉国家和个人的严重“问题”。当外国侵压中国的“事件”被民众认为是严重的问题后,人们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往往选择包括和平抵货运动在内的反制措施。这既有人们爱国情感的表达,但更多地是其无奈选择。国家实力不足,外交乏力,国家既不可恃,民众只得自发抵制。发起者期望抵货运动能给对方经济以沉重打击,使其认识到利害关系,进而放弃对中国的侵压。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官府方面往往默许民间抵货运动,有时甚至支持。发起者通过集会、演说、游行、报纸、传单、发誓、填志愿书、戏剧等种种方式倡议抵货,并很快得到相当的响应。为避免国内、国际干涉,发起者选择民间“自愿”抵制方式,其理由是人们有权选择购买或不够买某国货物,他人(包括政府)无权干涉。抵货运动的历史显示,商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党人在不同的时间、地域均曾充当过发起者。不过,总体上,除国货商外,商人对抵货的响应大多比较勉强。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党人等鼓动者,通过宣传鼓动,使抵货倡议得到相当多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在此形势下,多数商人也自愿或被迫表示支持。抵制行动即进入实施阶段。正式实施抵货的第一步是确定抵制范围,一般以被抵制国的商品为主,兼及其在华金融、运输等服务行业,在“经济绝交”的情况下,甚至欲阻断与该国一切进出口贸易和其它经济往来。然后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基础工作。一是调查该国商品品目,同时调查替代品,并宣传周知。二是登记、处理商家以往的存货、定货。存货一般出清后不得再进,也有集中拍卖或封存的情况。定货能退则退,不能退则允许运回,但有时要受一定处罚。对商界所拥有的该国货物有这样一个基本了解后,就开始查货,主要是打击“奸商”违规运销。查货主要由学生推动。商界多主张自行查货,力图避免外界干预,但包庇情事不少,学生遂要求与商界共同查货,有时甚至单独查货。查货过程中,一方面是对查扣的货物处理,大体包括销毁、充公、扔弃、封存,另一方面是对“奸商”处罚,包括经济处罚、名誉与人身处罚,有时甚至剥夺其生命。商会、国货维持会、行会、商帮、同业公会等社团是商界的主要参与者,通过这些组织将分散的成千上万的商家整合进运动中。学界的主要团体是学生(联合)会、教育会、教职员联合会、学界联合会。新型政党在1919年后也参与进来。工人、妇女在抵货运动中的踪影也时有所见。为减少运动中的摩擦,各种联合组织如(工)商学联合会、公团联合会以及宣称代表“民意”的各界联合会、国民大会等也应运而生。1925年之后,一些激进青年甚至组织恐怖性团体(如血魂除奸团、铁血团),威胁、暗杀“奸商”。抵货运动不可避免地影响经济运行秩序,干扰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是自发的民众运动,各种团体都力图在自己的制定的“规则”内实施抵货,自行其是,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民间社团能整合为数众多的民间团体,制定统一的抵货“规则”。各团体时有冲突,整个运动就陷入无序之中。1928年国民党在全国执政后,它才通过党部组织并借助国家政权的权威,大体上将民间团体整合进抗日救国会,制定的较统一的抵货“规则”,运动的无序状态才有所改变。如果将人们的爱国热情视作抵货运动的动力,那么,在根本上,它要对抗的是劳动交换和贸易的内在动力——经济力,这就决定了人们在短时间内能参与、支持,但长期实行却几乎不可能。“经济力”的强大是因为它涉及每个人的利益。而在实践层面,各界利益与追求本来存在巨大差异,组织不善与缺乏利益协调机制,使运动的成本—收益分配失衡,支持者日少、反对者日多也就难以避免。社会秩序动荡对政权稳定的威胁、外国交涉和武力威胁的压力等诸多因素迫使官府加快对抵货运动采取禁止态度。这些内外困境均使抵货运动或迟或早偃旗息鼓。抵货运动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每当外国侵压或者不公正对待中国时,人们总忘不了这种反抗方式。抵货运动虽以打击该外国对华经贸为直接目的,然多数时候效果不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大,但也有沉重打击其对华经贸的例子。抵货运动所显示的“民意”有时也能迫使中国放弃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外交中,抵货运动有时被政府当“民意”象征来抗拒外国的不合理要求。但同时,抵货运动对该外国对华经贸的打击以及运动中发生的对该国侨民的人身、财产攻击事件,对中国和该外国当局均产生一定压力。也因此,它有时能迫使该外国让步,而有时却可能导致该外国对华军事报复。抵货运动发生后,外向合作型的民族企业或多或少受到负面影响,而外向竞争型企业则或多或少受益。抵货运动期间,国货运动往往高涨。人们将购买国货、抵制洋货赋予爱国意义,将国家观念渗透到经济领域,更有人从挽救国家经济利权出发看待抵制洋货与提倡国货,宣播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思想。抵货运动兴起于民间,标示着人们对国家、民权的认知已不同于传统社会,它提供人们参与政治的理论基础,而运动中的集会、演说、游行、请愿、焚货等诸多行为既让人们践行着“民权”,又在实际上拓展人们的政治参与方式和政治活动空间。抵制运动中发生的一些特殊事件如简照南的国籍问题揭示,精确界定国民身份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