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犯罪,是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的一个古老的犯罪,从古至今盗窃犯罪一直居高不下,历来是打击的重中之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在一些传统的盗窃形式外,产生了一些新的犯罪形式。盗窃犯罪侵害了普通百姓的财产安全,甚至有些盗窃犯罪最终演化成抢劫,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因此,为了有效的打击盗窃犯罪,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都在做着不懈的努力。然而不得不说在现实中,关于盗窃犯罪既遂与未遂始终充满争议,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对于盗窃犯罪的既遂与未遂存在着不同理解,在公、检、法办案与审判中经常出现争议。对盗窃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认定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各个办案单位。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以及量刑,直接关乎到司法公正的实现。然而现实中对盗窃犯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标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方面仍然很难达到一个统一标准。2008年《刑法修正案(八)》颁布,该修正案对于盗窃犯罪的认定以及既遂等问题提出了新的标准。本文在盗窃犯罪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上通过比较、研究相关学者的学说,分析论证相关学者的学说,与此同时将笔者亲自参与办理以及与检察院等其他司法机关的争议案例为实例,这些案例包括在财产所有人,管理人对其支配的空间盗窃、盗窃网络中的虚拟财产、盗窃机动车所有人、使用人之机动车辆,以及《刑法修正案八》中首次规制的扒窃。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即:控制学说理应成为认定盗窃犯罪既遂与未遂标准的学说。控制学说能够准确的反映盗窃罪的犯罪构成,以便对盗窃罪的特征进行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