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探讨有关国民政府的基层社会控制政策及其实践状况的六个问题:管教养卫是国民政府基层社会控制与建设的政纲，它的提出与宣扬是民国时期基层社会控制体系转型中国家行政控制力向下延伸的理论表现。社会各个阶层对其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基层民众对该政纲并不认同。　　蒋介石曾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建立与加强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控制。他较早地认识到政权问题与土地问题的关系，但苦于无适当可行办法。其政策偏重组织建设、人员培训、道德说教和行为约束方面，未能满足普通农民的根本经济利益的需要，因而缺乏实施效果。　　19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恢复了传统的保甲连坐制度，用以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但其连坐处罚的制度设计存在明显缺陷，内部对处罚的轻重存在明显的分歧，地方往往无所适从。加之，国民政府的保甲连坐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乡村原有的政治生态，其威胁震慑的传统控制手段落后于中共基于利益满足的基层制度创新，损害了基层包括一般民众、地方精英以至保甲人员等多数人的利益，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影响了保甲制度其它功能的发挥。　　中共在基层社会成功的动员和组织经验给国民党以极大的刺激，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期以及1940年代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如严密地方组织，提高国民党党部在地方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在基层民众中发展国民党员，将国民党势力渗入各种民众团体之中，博取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同情等新政策，明显受到中共相关政策的触动。国民党对中共相关政策的借鉴程度，与中共的实力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状态，但由于国民党工作重心与体制的不同，中共成功经验的精髓并不为国民党所掌握，相关政策多停留在文本上。　　在1936～1937年四川旱灾中，政府无力在经济上救助灾民的情况下，为减少基层社会的动荡，在应对灾民的拜神祈雨活动以及其他千奇百怪的“迷信”行为时，尽可能地容忍、理解、配合甚至支持。该案例形象地展现出价值认同在基层社会控制中的作用。　　四川哥老会势力强大，1935～1948年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查禁四川哥老会，并多次重申禁令，但所采取的是“不控告，不查处”的消极态度和从上到下的反复“指示——回应”的公文查禁模式，加之，政府内部一直存在着对哥老会实施合法化改造的主张，因而最终并未有效消除哥老会这种非官方的基层权力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