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转型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为劳动者带来了就业机会结构的转变,新的社会地位和流动渠道不断发展,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变得日益频繁。职业流动不仅导致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也带来了劳动者个人的就业环境和职业地位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其就业质量。因此,要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的就业质量问题,不能脱离社会急剧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频繁而持久的职业流动这一时代背景,把职业流动作为探讨当前中国社会就业质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切入点或许更加符合社会事实。本研究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劳动者职业流动与其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问题:转型期我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现状如何?影响劳动者职业流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职业流动对就业质量是否存在影响作用?存在什么样的影响作用?职业流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在不同职业流动模式者之间存在何种差异?本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数据,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将就业质量操作化为工资收入、职业声望、管理权力和就业满意度四个指标。在分析过程中,首先对当前中国社会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总体状况及群体差异进行描述分析;其次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和泊松回归模型,着重从婚姻家庭因素入手,系统考察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从而区分出不同特征的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的主要差异;最后从是否发生职业流动和职业流动频率两个角度探讨职业流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并重点考察不同职业流动模式者在职业流动的就业质量效应上的群体差异。研究发现,首先从客观指标来看,当前我国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整体水平不高。表现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较低,职业结构主要以中低阶层为主,大多数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没有自主权;但在主观指标上,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相对较高。此外,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在多个方面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其中,男性、中青年、拥有城镇户口、教育程度较高、社会网络资源丰富、国有单位、党政事业单位、已婚、配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以及职业稳定的劳动者就业质量相对较高。其次,婚姻家庭变量对职业流动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结婚可以降低发生初职流动的可能性,并且在婚有配偶的劳动者职业流动的次数更少;子女数越多,劳动者发生初职流动的可能性越小,职业流动次数越少;低年龄子女数越多,对职业流动的抑制效应越大。此外,职业流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职工发生初职流动的可能性更大,职业流动的次数更多;人力资本变量中的教育、年龄对职业流动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社会资本变量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在单位组织变量中,所有制类型、人员规模、单位地点和住房类型变量对职业流动影响显著。研究还发现,婚姻家庭因素对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所有制差异、学历差异和时期差异。具体而言,在女性样本、国有单位样本、高学历样本和早期入职样本中婚姻、子女数和年龄别子女数对职业流动的抑制效应相对更大。再次,职业流动显著影响就业质量。与没有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劳动者相比,那些发生过职业流动的人工资收入水平更低、职业声望更低、拥有管理权力的可能性更小,而就业满意度更高。同时,职业流动次数与就业质量的客观指标均大致呈正U型关系,但对就业满意度则存在持续的正向效应。除职业流动外,性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亦显著影响就业质量。从职业流动效应的群体差异来看,职业流动对就业质量的消极影响在女性劳动者和低学历劳动者中相对更大,但在社会资本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职业流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存在较为明显的婚姻家庭差异,总体而言,在婚样本、有子女样本和配偶社会经济地位低的样本在职业流动影响就业质量的过程中处于相对劣势。本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劳动者对家庭整体利益的考量在职业流动决策及其就业质量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家庭整体利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家庭照护需求。此外,研究结论还表明,对于仍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而言,结构性因素在职业流动的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而把劳动者划分为“停留者”和“流动者”两部分,并进而影响职业流动的就业质量效应;而对于其中的“流动者”而言,个人的策略性选择亦能够发挥一定的影响,并进而有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