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无妄然,必有其理。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环境下,平台经营者尽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数据信息资源膨胀化发展的时代,也产生大数据“杀熟”行为。互联网平台中的大数据“杀熟”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如用户画像技术等对消费者进行分级分类并区别定价,使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无法实现的一级价格歧视成为可能。而大数据“杀熟”的性质存在争议,同时学界讨论层面不一。就大数据“杀熟”而言,本文试图从多角度分析,在对大数据“杀熟”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对其多方位的法律规制。本文从大数据“杀熟”行为界定着手,明确大数据“杀熟”本质属于一种个性化定价。同时区别于个性化定价的双重性,大数据“杀熟”内含贬义,对市场竞争、消费者利益及数据安全均产生危害,从而具有规制必要性。但当前,我国法律中存在反竞争效果福利标准及行为主体瑕疵、消费者知情范围限制及价格“不透明”、数据信息“告知同意”不完善及缺乏算法规制等问题。同时,多部门法均涉及大数据“杀熟”,虽一定程度代表规制全面性,但也呈现出碎片化保护的趋势,即存在规制立法协同配合不足。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借鉴域外有关经验,如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应完善对数据算法的外部监管机制;美国白宫报告《大数据与差异化定价》及《2018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中扩充信息透明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价格歧视》与《数字时代的个性化定价》中的多方面规制视角等。以上文作为基础,本文提出了对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四方面法律规制建议。首先,应当针对立法层面碎片化倾向建立分类与协同机制,对大数据“杀熟”不同种类适用不同法律。其次,应当完善反垄断法的规制,其包括从立法中确立反竞争效果的消费者福利标准,注重从竞争法中倾斜保护消费者,同时扩充反垄断法中的行为主体范围,将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实施的大数据“杀熟”纳入其中,使其可被价格歧视所规制。再次,从消费者利益角度出发,扩充消费者知情权范围,将个性化定价的选择权交于消费者,同时提高定价机制透明度,从而保证价格公示透明合理。最后,从强化数据、算法立法的角度出发,完善数据信息的“告知同意”原则及明确算法规制的“重大影响”、建立多角度规制方式。最终,以完善数据、算法为重点实现对大数据“杀熟”的多方位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