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哲学观论的分析。但是本文没有单纯对其作美学史的研究,而是将其放在美学沉思的背景之上对其作了系统的梳理,以凸显中国哲学与美学在新的美学视野中的建设意义。由于美学是在西方哲学的土壤中诞生的学科,所以这门学科的话语体系还基本上是西方的。也正由于这样,本文就从对于西方美学的讨论开始。柏拉图最早提出了“美是什么”这个哲学问题,这使得解决美的本质问题在很长时间都是西方美学面临的首要任务,所以传统的西方美学可以说是美的哲学。但是这种美的哲学却逐渐受到了各种方式的反对,尤其是维特根斯坦以其分析哲学的思维对这种理路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美学需要有自己稳固的哲学基础。在寻找这个基础时,我们可以从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西方哲学在将思考转向主体并进而为知识奠定牢靠基础的时候,美学并没有跟上这个转向,这时我们也大多忽视了鲍姆加通建立美学的真正精神。在这方面,康德的功劳是无人可望其项背的,他的判断力基本实现了美学上的主体转向。在这种思路下,本文初步认为美学的核心概念应该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审美,而逻辑起点应该是其中所包含的基本感性。在这种考虑下,我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哲学“观”的思想。“观”首先是在《周易》中得到重视。可以说,“观”是《周易》哲学的基本认知方式,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特征。《周易》提出了“贞观”的命题,这个命题则成为了中国哲学重视直观的哲学基础。对人的生存来说,天地的意义就是作为观察和效法的对象,天地是最高的直接给予我们的事物。所有的生活秩序都来源于这个可作为“贞观者”的天地精神。直观的自然在中国哲学中始终保持着其优先的地位,同时这种天地精神也成为中国哲学的形上追求。从《周易》中我们还可以推知,天地万物之情以“感、萃、恒”三种方式呈现出来。其中,在“咸”卦中的“感”,包含着比“观”更为基础与纯粹的感性；而从“观”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观”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学意义。天地精神是通过“观”以“象”的方式直接呈现出来的,观象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构象的过程。这样,观象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审美色彩。老子所观的对象是“道”,他的观论思想可以概括为“有无双观”。其意义是说,对道的观照是一个从有到无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有欲到无欲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对外在意向性消解的过程。在庄子那里,我们也可以分析出一个从“以物观之”到“以道观之”的过程,而以道观物则可以达到他所推崇的齐物境界。老庄都是主张超越日常声色的经验形式以达到绝对的“道”,而这种主张倒是以一种反审美的方式为审美的超越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哲学的观物思想到邵雍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综合了《周易》与老庄的观论,提出了“以物观物”的思想。他既肯定了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万物,同时又肯定了人与物、圣与人之间的差别。这样不仅达到了齐同万物,而且强调了事物的自性以此来消弥对事物的独断。二程提出“天理”作为宇宙最高的本原,而观物察己的目的也就是达到对这个天理的认识。他们认为,在这个天理之中洋溢着活泼泼的生意,所以对天理的观照也就是观天地之生意。朱熹则将这种生意提高到天地之心的高度,这就是“生物之心”。并且他还认为,这种生物之心也就是天地之“仁”。宋代理学中的观物也是为了通过体验宇宙生命本体而达到一种形上之乐。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中的“观”始终重视“眼”对于“心”的境界的提升。这种“观”是一种包括了从纯粹到超越、从眼睛的看到身心的游的多层结构的人类之本质。但是,我们的眼光在当代却发生了变化。世界图像与视觉文化的形成是后现代社会与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这种背景下,视觉由于受到大量图像的压迫而无法栖居于对象进而达到超越境界。同时,自然也总是经由其它中介进入我们的视线而失去了与我们的血肉联系。所以,当代的文化发展应该从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当中探寻改善人类生活状况的策略。我们的审美需要拯救,而中国哲学中“观”的理论可以为我们考察审美感性提供深厚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