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其西北边境卫城——洮州、河州边外,居住着诸多生、熟番族。熟番与明朝有茶马贸易关系,生番则没有。明朝中期,漠南蒙古右翼万户的一些部落陆续西迁,进入青海湖周围和河湟地区,他们被明朝称为“西海蒙古”。蒙古人的西迁,使原本环青海湖而居的番族诸部被迫东迁,时常侵掠明朝边境,导致河湟地区的明、番之间的和平状态被打破。出于边防安全的需要,明朝对边外番族诸部采取既拉拢又打击的政策。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和漠南蒙古右翼诸部游牧集团之间达成“隆庆封贡”,明朝将帅家丁与蒙古右翼各部之间相互攻击和抢掠的行动停止,张家口以西长城沿边实现和平。“封贡”关系保障了明蒙之间的边境安全,蒙古人没有后顾之忧,得以更加便捷的进入河湟地区,巨石压卵,青海番族各部也逐渐成为蒙古人的役属。西番诸族为向蒙古人纳献牲畜,侵掠明朝边境的民众。这样,河湟地区的民族关系由明朝和番族双边关系变为蒙古人、番人、明朝三方互动关系。出于种种原因,明朝官兵在万历二年和三年对边外番族多次发动袭击,造成重大伤亡。学界有关西海蒙古史、明蒙关系、蒙番关系、明番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明蒙、明番、蒙番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已大体澄清,但三方互动关系的研究还未形成专题研究。本文在明、蒙、番三方关系的大背景下,利用新发现的史料石茂华《毅庵总督陕西奏议》,考察万历二年到万历四年间河湟、挑岷地区的明、番关系。通过详细解读奏折、方志、正史、碑志、图卷等相关史料,描述明军突袭下沙麻族、失刺族、参多族、巴舍哈族、札杓他族、洛卜族、山峒峪族、夏后头族、栗子庄族、茅庵族、日雾族、千哈等族的全部过程,同时考证1571年“隆庆封贡”之后洮州番族下沙麻族、失刺族、参多族、巴舍哈族、洛卜族等族归顺蒙古人的情况,以及他们为向蒙古人纳献牲畜而抢掠明朝边境民众的历史事实。明朝突袭行动的本质,是为间接的削弱蒙古在西海的势力。整件事情表面上是明朝军队与番族各部之间的冲突,看似是双边关系,事实上明、番、蒙三边关系在相互牵制,西海蒙古在三方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更准确的说,此次明朝突袭行动与蒙古在青海地区势力扩张有密切关系。文章的最后指出,明朝根据当时出现的新情况对不同的部族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生番采取突袭行动,对熟番进行拉拢招抚,对西海蒙古人则采取进行“封贡”、“开市”政策。明军为何袭击边外番族?随着正德年间蒙古人的西迁,河湟地区民族分布格局发生改变,逐渐形成蒙、番、回、羌等诸族杂居共存的局面。1571年明朝与漠南蒙古右翼各部之间达成了“隆庆封贡”,双方停止战争,进行“封贡”、“开市”。有了“封贡”关系的保障,蒙古人更加便捷地进入河湟地区,放手去经营西番诸族,西番诸族畏惧其势力逐渐依附他们。随着漠南蒙古土默特右翼在河湟地区势力日益壮大,蒙古人开始肆无忌惮地抢掠西番,西海蒙古部众对明朝形成威胁。但由于明蒙之间有“条约”的限制,明朝不能直接打击蒙古人,只能削弱蒙古人的同谋番族诸部。所以,万历二年到万历四年间发生的明朝突袭番族诸部的事件绝非偶然。明军袭击番族的导火索是番族诸部侵掠明朝边境。万历二年初的几个月里,“洮番”下沙麻、参多、失刺等番族与洮州土民刘大经等人交易,但是事后他们觉得自己受骗受损,于是在万历二年九月十六日从麻山关进入明朝边境,抢掠民人刘大经等人的牲畜,史称“洮河事端”,又称“麻山关失事”。当陕西总督石茂华等人着手准备处理“麻山关失事”时,阶州等地又发生了另一事端。万历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山峒峪番人碟儿、狗儿暗邀栗子庄族,抢掠阶州木竹坪番人,阶州范延武误断番族人数,仓促间只带了几十人前去迎敌,后被阶州番族虏去。明神宗听到“麻山关失事”和范守备被抓消息后大发雷霆,下令各地方官员戴罪“焚剿”番族诸部。“洮河事端”和“阶番”侵掠明朝边境的事件点燃了后来明军突袭番族诸部的导火索。明军突袭番部的过程如何?从万历三年三月对茅庵族的突袭开始,明朝进行了一系列突袭活动,如:万历三年四月十七日对下沙麻族的突袭、万历三年五月初二日对阶州番族的突袭、万历三年九月十六日对下沙麻余族以及其邻番族的突袭。笔者写作此部分时,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利用石茂华《毅庵总督陕西奏议》,同时结合图卷、诗歌、石碑以及其他文献记载,描述明朝对突袭番族诸部行动的全部过程。这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番部处于明蒙关系的夹缝中,他们在万历初年沦为可怜的牺牲品。洮州边外涉事番族列咂、下沙麻儿、参多、巴舍哈族、洛卜等族早在“隆庆封贡”之后不久就依附蒙古人,这些番族为了向蒙古人纳献马匹而抢掠明朝边境。该如何处理与生熟番族和西海蒙古人的关系?这是明朝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当然,根据当时出现的新情况,明朝对不同的部族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生番采取突袭行动,对熟番进行拉拢招抚,对西海蒙古人则采取进行“封贡”、“开市”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