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的快车道增长,长期以来高耗能、低产出的粗放型生产模式弊端及资源、能源、环境等因素制约性影响越发显著。随之产生的环境污染、创新潜力不足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给国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经济总量的提升并未带动质量的同步协调发展。新常态下,研究省域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更好地帮助经济内部与环境外部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提升环境和经济发展质量。本文首先从政府经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各省市投入型和绩效型环境规制强度现状;其次,在考虑当前政策要求和战略布局基础上,将绿色创新、环境福利以及外贸结构等指标纳入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进一步分析各省市经济发展质量水平。最后,基于C-D生产函数构建了实证分析模型,从数量和质量双重视角分析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到研究结果如下:(1)整体上,全国各省市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表现出“东高、中平、西低”的区域特征,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和地区差异性。具体而言,东部地区整体水平处于全国领先位置,其变化趋势较为平稳且分布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变化波动较为明显,但呈现出逐渐收敛的趋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相对落后,分布较为分散但整体呈逐渐上升的态势。(2)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地区差异性。基于数量视角,不论是投入型还是绩效型的环境规制,其对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均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其抑制效应按照西部、中部、东部的顺序依次递减,且绩效型环境规制工具产生的抑制效应强于投入型环境规制;基于质量视角,两种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均具有积极拉动作用;对中部地区而言,投入型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其产生的积极影响稍弱于东部地区,在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均产生促进作用的省市中,绩效型环境规制2的拉动效果要稍好;对西部地区而言,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各省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具有正负差异性,其中,投入型环境规制所显现出来的积极拉动效果要强于绩效型环境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