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集中的过程,有助于通过集聚效应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然而,在城镇化过程中,消费与产出是同时增长的,因此,居民消费率如何变动,似乎难有显见的结论。在中国,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居民消费率是不断下降的:2000-2018年,城镇化率从36.22%上升至59.58%,居民消费率却从46.72%下降至39.37%。那么,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还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未来随着中国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居民消费率将会如何演进呢?大量文献对此现象展开过研究,虽然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但是大多数文献倾向于认为,城镇化率和居民消费率之间存在自发的“U型”演变关系。目前,中国仍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边,所以,两者间呈反向变动关系。在城镇化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伴随着居民消费率的上升。然而,这些文献并未用众多国家的海量数据进行经验检验,显得这一研究缺乏充足的实证依据。本文尝试利用世界162个国家（地区）1960-2017年面板数据展开经验研究以填补这个空白。本文研究发现,这种演变关系并不能自发产生,工业生产率对演变过程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工业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地区）,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间呈正相关关系;在工业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地区）,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间呈负相关关系;在工业生产率一般的国家（地区）,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具体到国内,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时期,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城镇户籍管制的约束下,以及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下,城镇化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和不同的城市具有不等的行政级别。首先,中国的城镇化伴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不断下降。1995-2018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19264平方公里扩大至59465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由3.52亿人增加到8.31亿人,但用于表征城镇集聚效应的指标——城市人口密度却不断下降,从1.83万人/平方公里下降至1.42万人/平方公里。从理论上来讲,城市人口密度的提高能最大限度发挥城镇的集聚效应,提高社会生产能力,扩大市场规模,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率。因此,本文认为,城市人口密度的下降很可能是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据此,本文在第五章提出理论假说:城市人口密度而不是人口规模是影响居民消费率的主导性因素,基于282个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无法推翻这一假说。其次,中国的城镇化所具有的另一个独特性在于城市具有不同的行政级别: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和县级市等。行政级别不同的城市,资源集聚能力差异较大,人口规模大相径庭。城市吸引人口能力的差异,会引致资本广化、深化的程度和住房需求的不同:一方面,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人均资本拥有量越大,新流入人口数量越多,城镇化进程越快,需要“填平”的资本越多,政府投资性支出比重就越大。另一方面,新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引致商品房价格上涨,提高生活成本、降低居民消费能力。上述两种挤出效应在投资驱动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下被放大,导致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居民消费率相对更低。然后,利用地市级面板数据展开经验分析,结果发现无法推翻上述假说。最后,城镇化伴随着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这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现有关于城镇化与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两者间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却少有文献关注城镇化与居民消费之间的传导机制,而这一链条恰恰是我们理解城镇化与居民消费内在机理的关键。本文尝试整合现有研究结论,深入剖析城镇化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具体来讲,本文在评述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推测,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的中介链条之一是收入分配,即城镇化与居民消费之间可能存在关于收入分配的中介效应。那么,这一理论设想是否正确呢——城镇化是否会通过改变社会收入分配格局,进而影响到居民消费行为,从而构成国内区域层面“城镇化→收入分配→居民消费”这样一个传导机制?如何沿着这一传导链条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本文证实城镇化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关于收入分配的部分中介效应,且这种间接影响可以解释总效应的27%左右。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一是,中国应立足国内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工业生产率,为充分发挥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创造条件。二是,应逐步改变过去“摊大饼”式、粗放扩张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走集约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挖掘城市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充分发挥城市集聚效应对居民消费率的提升作用。三是,城市间权力关系决定着资源集聚能力,高行政级别城市所具有的强大的资源集聚能力,是抑制居民消费率提升的根本性因素。在现行严格的城市等级管理体制下,若贸然放开城市户籍管制,高政治级别城市必然快速“膨胀”,加剧对居民消费份额的挤占,进一步压低居民消费率。四是,应全盘考虑传导链条中的城镇化、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三个变量,顺畅城镇化通过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链条,根据城镇化、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内部作用机制,有针对性地制定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