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有效”是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石。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从人民公社的建立与瓦解再到乡政村治的逐步建立的转变,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乡村治理体系逐步趋于完善。但伴随经济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乡村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发生了巨大改变,乡村治理中治理主体缺失、治理资源匮乏等治理困境亟需乡村治理体系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从地方实践上升到国家顶层战略设计,为接下来的乡村治理指明了方向。文章以治理和善治理论、乡村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对“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阐述与其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并选取温州市邓村为个案,通过对邓村村干部、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进行访谈,考察“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在非原生地的建设情况。通过实地调查,发现邓村党建和“三治”水平不断提升,但邓村治理仍存在以下问题:“三治”尚未实现系统化;村民自治中治理主体参与不足、治理能力欠缺、多元主体权责关系混乱;以法治村中治理主体法治观念淡薄、法治宣传成效有限、法治人才队伍建设不足;以德治村中传统与现代文化契合困难、道德评价体系弱化。随后,从经济、人力资源、制度与思想层面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在对邓村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在非原生地也能有效推进乡村善治,既脱离不开多元治理主体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原生优势。同时,也发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存在再行政化风险、选择性治理风险和形式化风险。最后,提出以下5点“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路径: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夯实自治基础,深化乡村自治实践;筑牢法治根基,推动法治乡村建设;深化德治支撑,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以“三治融合”为抓手,走好乡村善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