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教育事业的市场化特征日趋明显、教育竞争愈发激烈,我国的家庭教育投资不仅成为备受关注的公共话题,而且对社会生活构成了重大影响。本研究从阶层再生产的视角切入,系统地分析了家庭教育投资的表现形式及其在不同家庭之间的微观分化过程,致力于探索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承以及社会不平等扩大的动力机制。在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理论基础上,笔者发现已有研究通常将家庭教育投资视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中间环节,认为家庭阶层背景通过影响教育投资而导致子代包括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在内的诸多成就变量的差异,从而实现阶层再生产。这些研究通常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分化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笔者据此将其命名为家庭教育投资的“再生产模型”。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再生产模型并不能完全揭示家庭教育投资的分化过程,它把家长的教育投资决策归因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制约,忽略了子代的能力表现对家长决策的影响。事实上,家庭教育投资是一项理性行动。子代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关乎其未来的成就和社会地位,因而家长会据此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进而做出合理的教育投资决策。换言之,父母的教育投资是有偏好的,它与子代的能力表现有关,是家庭教育投资分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笔者将其命名为家庭教育投资的“能力模型”。在再生产模型和能力模型的指引下,本研究重点考察了以下三个问题:（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教育投资存在何种影响?（2）子女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教育投资存在何种影响?（3）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阶层差异?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本研究有以下三个发现。首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教育投资具有稳健的结构性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越丰富,既包括为子女报名参加课外班、配置学习资料（客观化的文化资本）等资金投入,也包括辅导功课、进行亲子沟通等时间投入。特别地,家长职业对资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而家长教育程度对时间投入的影响更显著。另外,笔者还发现在教育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教育竞争比较激烈的城市地区,不同阶层在课外班参与方面的差异更大,这又会反过来强化城市地区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其次,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的情况下,子代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教育投资也有显著影响。在通过工具变量模型排除了可能的双向因果关系后,研究发现,认知和非认知能力越强的孩子,家长更有可能为他们报名参加课外班、配置更丰富的学习资料以及进行更频繁的亲子沟通,表现出明显的对能力较强孩子的偏好。而对那些认知能力较弱的孩子,家长会投入更多辅导功课的时间以弥补他们的劣势。但总体而言,认知和非认知能力较强的孩子在家庭中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他们获得的教育投资不仅形式丰富而且数量充足。相对地,认知和非认知能力较差的孩子在家庭中则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最后,考虑到当前激烈的教育竞争和中产阶层的教育焦虑现实,研究考察了子代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教育投资效应的阶层间异质性问题。笔者发现,受到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代际流动率下降、高等教育回报增加、教育系统分化等因素的影响,家长教育投资（主要是资金投入）的偏好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长对能力的偏好不太明显,即无论子代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如何,他们都会进行资金投入,较少考虑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问题。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长则有明显的投资偏好,只有认知和非认知能力较强的子女才会得到这些父母的资金投入。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教育投资差异会导致一系列子代成就差异,因而它是我们理解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承以及社会不平等扩大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在以往家庭教育投资的“再生产模型”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能力模型”,以这两个模型为基础探讨了家庭教育投资的微观分化过程。研究发现,由于家长的教育投资存在着对能力的偏好,因此家庭教育投资不仅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中间环节,而且是社会不平等扩大的重要机制,亦即出生于高阶层家庭且能力较强的孩子与出生于低阶层家庭且能力较弱的孩子所构成的子代不平等程度远高于他们父辈的不平等。如若公共政策能够帮助那些能力较弱且出身较低的孩子提升认知和非认知能力,使他们重新获得父母青睐和教育投资,那么社会不平等的代际扩大趋势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