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始于古罗马时期,是为维护公共利益之目的而提起的诉讼,消费者公益诉讼在世界各国皆为典型且关注度较高的公益诉讼类型。虽然英美等国均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做法,但学界对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一直存在争议。我国公益诉讼研究已有20余年之久,但直到2017年才正式建立起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从此检察机关与消费者组织共同形成消费者公益保护的两大主力。当前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制度不完善,学界对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从争议转向担忧。消费者公益诉讼模式在处理人数众多,且具有小额分散特征的消费纠纷时,能够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有效地约束不法经营者,实现对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集体救济。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损害众多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特征。目前的研究多是从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中单一、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鲜少从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地位的角度出发,本文的核心便是通过分析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地位,进而提出通过完善制度缺陷,加强检察机关对消费者公益的保护力度,从而激活检察机关的内在功能。本文的第一章是问题的提出。通过梳理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发展历程,总结我国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主体经历了从一元到二元的演进历程,这有其历史背景。在此过程中,学界就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经历了从争议到担忧的变化过程。据此,笔者对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进行深入思考,分析认为当前决定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地位的因素有三点:一是检察机关与消费者组织的关系;二是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三是检察机关在消费者公益诉讼中的诉讼请求范围。本文第二章就第一个决定因素——检察机关与消费者组织在消费者公益诉讼中的关系进行分析。从作用上看,检察机关较之消费者组织在消费者公益诉讼中起到监督和辅助的作用;在角色担当中,消费者组织具有优先性特征,而检察机关具有补充性的特征。但联系实际,发现我国消费者组织在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中因自身原因难免存在怠于履职的情况,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积极性,而检察机关在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中具备专业优势,故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协调。笔者建议起到监督、辅助作用的检察机关在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应当适当强化,通过检察机关积极发挥其消费者公益诉讼职能,以弥补消费者组织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不足。本文第三章就第二个决定因素——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进行探讨。当前我国立法采用“概括+列举”的立法模式对检察机关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进行规定,仅列举了食品、药品这两个领域,使得从立法上看,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不明确,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导致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受案多局限在法条明确列举的领域。通过探析限制受案范围的原因,笔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有限的受案范围不足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经济局势,并且将影响检察机关对消费者公益保护的广度。随着检察机关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笔者提出应当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根据检察机关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发展状现和社会普遍关注的消费领域热点问题,提出适时扩大检察机关受案范围的建议。第四章就第三个决定因素——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范围进行研究。通过现行的法律法规、司法实践现状发现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在诉讼请求范围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使消费者公益诉讼实现其应然效果。通过分析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公益属性、惩罚和威慑功能、法律逻辑和政策导向,认为我国检察机关在消费者公益诉讼中主张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具备现实可行性,并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最后,试图解答损害赔偿之诉中损害赔偿金量的计算和分配这两大难题,认为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应以“价款”为基数,适时发挥法官自由裁量权;倍数不宜套用现有的体现惩罚性赔偿金性质的法条所规定的倍数,而应综合各种因素详细计算;赔偿金分配上,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分配不宜简单上缴国库,笔者赞成多数学者的观点——建立消费者公益基金,使消费公益诉讼真正实现其惩治和预防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