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大制度是查处隐蔽卡特尔的有效手段,在世界各国家与地区中逐步发展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有效查处工具。2008年,我国在《反垄断法》第46条中首次引入宽大制度,并主要通过国家发改委与国家工商总局两大反垄断执法机构分别针对不同领域进行反垄断查处,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了卡特尔行为,提高了反垄断查处效率,但也存在不少明显缺陷。2018年,两大反垄断执法机构合并成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至此,反垄断法多机构执法的局面不复存在,而是改为由国家市场监督与管理总局负责所有反垄断执法工作。然而,机构重组后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仍由于实体与程序上的问题,新老政策交替的原因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宽大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少之又少,其呈现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故在面对新的挑战来临之际,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立足于目前宽大制度的立法和实施现状,针对其适用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检讨与完善。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导论部分从我国反垄断宽大制度的执法数据分析为视角,从数据与案例引出本文主题。第一部分为反垄断法宽大制度的理论分析,阐述其概念界定、运行原理与运行基石,包括宽大制度的起源与发展。第二部分探讨我国反垄断法宽大制度的立法与实施实践,对比了2018年前后不同执法机构的实证分析。第三部分为我国反垄断法宽大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在实体上没有明确适用范围与适用主体,宽大申请者的相关行为义务与约束规定也不具体;在程序上缺乏完整程序流程的制度设计,执法机构裁量标准不确定,证据标准模糊,缺乏对“告密者”的信息保护等。第四部分为我国反垄断法宽大制度的完善建议,建议也是针对存在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而提出。通过以上四个部分的阐述,笔者希望能通过对案例与数据的分析,反思我国宽大制度现存的不足与困境,为宽大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些建议,提高宽大制度的在我国的实际效用价值,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