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盈余情况是企业内部管理者、外部投资者、债权人以及政府等多个利益主体共同关注的中心,从银广夏案件到琼民源案件,再到引起全球轰动的安然公司造假案等等,这些层出不穷的财务丑闻,让人们意识到盈余管理行为的普遍性及其带来后果的严重性。盈余管理行为使得会计盈余信息不能从客观的角度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误导投资者,不利于证券市场资本配置功能的发挥,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传统意义上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空间日益缩小,上市公司开始更多地转向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等真实活动来管理盈余。　　基于特殊的制度背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特征——股权高度集中和国有股经常是第一大股东。研究发现,大股东监督的唯一性以及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使得大股东相关特征与监督和影响管理层决策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本文以费用操控为例,从理论上分析大股东经济性质和持股比例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影响机制,并选取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本文理论分析部分,以费用操控为例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介绍了Roychowdhury(2006)的费用操控度量模型,并引用该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了费用操控度量,从而对我国上市公司费用操控的现状进行了描述;之后,在对大股东相关理论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了大股东特征对费用操控的影响机理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本文实证分析部分,选取2004年以前在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起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与费用操控这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之间的计量模型,分析大股东特征和费用操控倾向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经济性质显著影响其费用操控倾向,国有大股东的上市公司费用操控倾向大于非国有大股东上市公司的费用操控倾向;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费用操控倾向越大。文章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