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研究选择以财政包干制下的地方政府作为切入口,对其政治后果也即特定时期改革战略的政治价值进行了考察.该研究中试图集中探讨的问题是,中国是以怎样的分权方式迅速实现了对资源的动员与积累的?这一分权式改革的政治逻辑与政治价值是什么?该研究假定: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社会如果要避免革命的发生,就必须迅速提升政府能力,获得整体性效能.这时,可能会面临两种选择:以集权或者分权的方式积累、动员资源.陷入危机中的集权意味着或者是军管的发生(这是现代政权常见的表现形式),或者是战争的发动.陷入危机中的分权意味着地方政府能力的提升是以国家能力的提升为条件的,意味着国家的分权战略是积累、动员资源、有效实施以赢得统治合法性为归宿的.进而,这时的分权又是有限的,可控的.就此问题与假定论文分五章展开了对历史的考察与分析.第一章就财政包干制的缘起进行了结构与过程的历史追踪.第二章对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引警作用进行了历史的考证.第三章考察的是地方政府的蓄水池作用.地方政府的行动一方面推动了改革的全面展开,地方政府的上述行动也表现为另一种作用,这就是地方政府在发育、保护市场体系的成长时也会阻碍、影响市场空间的统一与扩展,第四章就此问题予以了考察.考察发现,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渐渐获得了较大的经济自主权,这是中央政府的让步与地方政府的努力争取有关,地方政府还以其自主性行动加速了市场体制改革方向的合法化过程.第五章作为一般性理论总结分为三个小问题展开.研究表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理性化、正规化建设以国家权力向整个社会的渗透为背景,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受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进而影响空间形态上国家权力的结构变迁.在国家的理性化进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间构成一种互动关系.该研究作为一种实证研究的努力,在研究方法上,注意在汲取制度主义、宏观社会结构与社会运动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把对结构的分析与对行动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