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乡村治理”作为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即关涉到阶层关系、职业选择等内容,理应受到徽学研究者的较多重视。受西方“国家—社会”二分法或二元对立模式的影响,研究徽州“乡村治理”的研究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将“官府”与“国家”概念相等同,进而将“皇权”与“国权”概念相等同的倾向。受此影响,“国家—宗族”或“皇权—绅权”的二元模式,即“乡绅—宗族”几乎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代名词,研究徽州“乡村治理”的研究者,亦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宗族或乡绅身上,而相应地对商人群体在其中所起到的管理与控制功能有所忽略。本文利用方志、文集、家谱、正史等史料,并广为参阅近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上”与“下”两种前后呼应的角度,对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分析论证。在对“皇权”的下渗与调适的分析中,先是厘清了“官府”与“国家”、“皇权”与“国权”概念的界定及区别,并认为“皇权”对徽州乡村社会的下渗并不是毫无节制的,而是在下渗的同时亦伴随着调适,由此梳理出“绅”与“商”在皇帝与官府权威的笼罩下,为何能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在对“绅”与“商”在徽州“乡村治理”中作用的分析时,先是作了“绅”、“商”地位变动及“绅商合流”的长篇幅渐次铺垫,并进而得出了“商”与“绅”一样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合作”而非“依附”关系的结论。本文还对徽州“弃儒就贾”之风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徽州的“商”之所以能与“绅”逐渐趋于并立,成为徽州“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离不开徽州这一地区长期持续的“弃儒就贾”之风。结论部分分析了“国权”框架下的徽州“乡村治理”,认为无论是“皇权”在下渗的同时采取调适性策略,抑或是“绅”与“商”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其作用,皆是出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在促进徽州“乡村治理”的同时,也为使整体“国家治理”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