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用权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专利法》第69条（以下称“本条”）,先用权作为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五种情形之一,在专利侵权抗辩起到了重要作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后文称“侵犯专利权司法解释”）,对《专利法》规定中的原有范围、必要准备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由于我国对专利法研究较晚,为了和国际专利制度接轨,不得不借鉴国外立法规定引入先用权制度,但在我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立法和司法解释并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成立条件,以致于我国先用权制度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由于我国对专利制度相关问题研究不够透彻,因此先用权构成要件规定在立法中存在缺陷,学术界也产生诸多理论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产生适用法律不统一的局面。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是:一、“必要准备”的选择性要件和二要件说、三要件说的争议;二、“原有范围”采用量化标准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三、销售、许诺销售、使用是否属于“后续实施行为类型”,是否包含进口行为。针对上述主要问题,本文在分析先用权性质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相关规定,通过系统合理的分析,提出五点优化建议:一、以二要件说来判断是否作好“必要准备”更加合理,并且还应当在主观意思和客观行为一致的要求下,增加即时生产的要求;二、“原有范围”的界定应当采用产品所属领域内最大投入标准;三、销售、许诺销售、使用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行为,应当属于“后续实施行为类型”,但是进口行为的本质不符合先用权构成要件的实质要求,因此应当将进口权排除在外;四、在先公开实施行为可以影响专利授权,但是不影响先用权的产生;五、法院审理专利先用权纠纷案件时,先用权抗辩应当放在现有技术抗辩和合法来源抗辩之后,作为最后的审查理由进行审查。本文是基于目前法律法规与司法实践不统一的现状,综合研究学术界各种观点,提出完善先用权制度的优化建议,希望在丰富先用权理论体系中起到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