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关于显化和系统功能语法的研究有很多,关于葛浩文翻译作品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其中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研究更是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然而,对于葛浩文夫妇翻译作品的显化研究鲜有出现,结合同一位作者的两部小说运用系统功能语法进行分析的更是少之又少。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比较葛浩文夫妇显化翻译《我叫刘跃进》和《我不是潘金莲》策略的异同点。本文的研究问题是葛浩文夫妇针对两部小说显化翻译的数量、程度、方式、内容和动因有何异同点。显化是“将原语中隐含的信息在目标语中加以明示,此类信息在原文本中可以根据语境或情境获得”(Vinay&Darbelnet,1995:342)。本研究根据黄国文(2015)功能语篇为核心的语义显化分析框架,显化从内容上划分又可以分为从概念功能显化、人际功能显化和语篇功能显化三方面分析显化内容,从添加和说明两方面分析显化方式。在此基础上针对两个译文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比较研究。考察发现,相同点是,数量上,两部小说都是解释说明数量多于添加的数量,内容上,概念功能显化数量最多,其次是语篇功能显化,最后是人际功能显化。不同点是,数量上,译者针对《我叫刘跃进》采用的显化翻译总数明显多于《我不是潘金莲》。程度上,译者针对《我叫刘跃进》的显化翻译程度比《我不是潘金莲》的显化翻译程度高,无论是从例子的数量还是每个例子显化的幅度来看,《我叫刘跃进》的显化程度高于《我不是潘金莲》。内容上,《我叫刘跃进》中概念功能显化形式更多样一些。对概念功能显化的重视有助于帮助读者读懂上下文和扫清阅读障碍,有利于读者理解中国小说的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译者的动机是尽可能保留作者刘震云小说中的语言特色和尽可能保留原文中的中国文化。考察还发现,葛浩文和葛浩文夫妇非常注重作品本身的文学性表达。通过明确效果中的具体人物关系和人物名,为了读者能够理解情节和人物,体现翻译时时刻刻为读者着想。译者都很也就是说译者很注重将两本小说中描述的中国面貌真实地表现出来,真实地表达出作者刘震云想要通过作品而传达的对现当代中国社会的感受,这说明葛浩文夫妇对于中国文化的保留。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丰富我们对葛浩文夫妇在翻译中所运用的翻译策略的了解,即译者们在翻译中所表现出的翻译倾向和主观能动性;从翻译视角拓宽了显化研究的范围,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显化原因和效果的了解;是翻译策略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相结合的一次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