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公司法》改革,首次实施了注册资本认缴制,在维持法定资本制未变之前提下,全面取消了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缴纳限额与缴纳期限、放宽了出资形式与比例,以公司年报制代替强制验资制,完成了资本制度由实缴制向认缴制的改良调整。但新制度在赋予股东更大意思自治空间,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由于配套制度的缺失,认缴制使公司的实际资产处于了不确定的状态,给股东滥用制度优惠侵害债权人合法利益留下了敞口,已经造成了实践中司法裁判的混乱以及相关理论的争议不休。为此有必要对形成问题的原因深度分析,梳理司法裁判的观点与理论学说进行对比,完善认缴制下债权人利益保护的配套制度保障。首先是应明确认缴制度改革带来的变化与挑战,回顾我国资本缴纳制度的立法沿革,分析2013年《公司法》修订带来的新变化,确定改革的价值取向与我国资本制度当下的定位,提出认缴资本制下股东意思自治与债权人利益保护之间的固有矛盾,同时提出既有规则对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不足之处。可以得出认缴制改革没有动摇我国法定资本制的框架,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制度的构建作为2013年《公司法》修订中的立法缺位,已成为当下面对与日俱增的司法案件亟需解决的难题。透过对相关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情况进行分析,梳理出主要裁判理由并与理论学说进行对比,发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态度看似对立,实则统一。而构建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也确有必要,不论事前防范还是事后救济,现有体系都无法完美解决现实需要。研究结果认为:应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出发,审慎扩张《公司法规定三》第十三条,取而代之的是在上位法中明确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责任的条款,构建相应机制;同时应增设加速到期的适用情形,禁止恶意延长出资期限,限制最长出资期限,灵活分析应破产而不破产的情形,增加兜底性适用条款;最后,明确适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责任将在股东、公司、债权人之间产生的法律效果及各自责任范围,构建股东出资催缴的配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