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自最初以官办经济的形态出现以来，其规模问题就颇受关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规模一方面并没有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据主要份额，另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国有化和私有化交替的现象又往往随着国家宏观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出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双重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为“共和国长子”的国有经济更是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从全领域覆盖到结构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可以说我国的国有经济规模正处于一个激烈的变动调整期。与这一现象相对应的是民间和学界的普遍争论，有人焦虑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如何保证，国有经济规模过小是否会影响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有人焦虑国有经济凭借其特殊背景挤占民营经济份额，破坏市场活力，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种种困惑可以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国有经济规模变迁与评价的基本逻辑？更具体地说:国有经济规模变动的背后是由哪些因素决定和影响的？国有经济规模的变迁有无规律可循？国有经济有其规模的最佳边界吗？该如何科学地评价一国的国有经济规模？如何用前面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去探讨当代中国的国有经济规模问题？以上这些就是本文研究的主要任务。　　本文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视角，并特别关注和运用了他在东方社会理论中体现的思维方式;同时，也使用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分析工具，如引入边际概念来说明理论上国有经济的最佳规模。经过从静态到动态，从抽象到具体的多层解析，得出了这样的基本结论:国有经济规模的变迁是有其规律的，对一定阶段国有经济的规模也可以作出合理的评价，国有经济规模的逻辑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马克思所坚持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全文主要观点按照行文顺序可概括如下:第一，从静态角度看，影响国有经济规模变动的主要因素可抽象为主客观两类，其中客观因素包括生产力水平、市场发育状况和产业结构，主观因素包括意识形态、政策工具和政府寻租，而正是这两类因素的关联和牵制造成了国有经济规模变动的复杂性。第二，从动态角度看，由于上面提到的主客观因素的交错杂糅，在短期内国有经济规模的演变呈现出不稳定性，而从长期看，国有经济规模的演变却有规律可循，其中起根本作用的就是从生产社会化到产权社会化这一线索。第三，从静态角度看，理论上可以得到国有经济规模的最佳临界点，即当国有经济的边际社会经济效益与私有经济的社会边际经济效益相等之时，国有经济达到了最优规模。第四，对国有经济规模的动态评价构成了科学评价国有经济规模的重要部分，而构建这种评价框架的基础就是回归马克思的基本方法。第五，对当代中国的国有经济规模问题，可以运用上述关于国有经济规模的一般性理论去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