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对城市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应致力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效益之外,更应当注重在经济、生活、生态等多方面实现城市布局的动态平衡。面对城市新的发展形势和人们的需求,城市发展目标趋于多元化,但目前仍缺乏一个旨在鼓励生育的城市发展目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迅猛增长,经济体制急速转型。但伴随着宏观经济社会变迁的是生育率不断走低,人口老龄化日渐凸显的严峻现实。这折射出的是城市发展环境难以满足人们生育需求的问题。基于此,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应当被纳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事实上,不同的社会经济变迁力量形塑着城市内的生育环境,深刻影响着我国城市发展的质量和生育水平。那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我国各城市的生育友好环境发展现状如何测度?市场化、经济发展这两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力量,又如何影响着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这些问题对于理解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以及打造生育友好型城市的方向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首先基于人与环境匹配理论,围绕制度环境、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测度生育友好型城市的指标体系。并通过搜集各省市的政策文本、宏观统计数据以及各市辖区与生育服务相关的公共设施POI数据,对我国各城市生育友好环境进行了测度。其次从“经济-社会”系统的双向运动理论出发,将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纳入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借助OLS回归、广义倾向值匹配、地理加权回归的方法,对市场化、经济发展这两种主要的经济系统变迁力量对生育友好型城市的影响效应进行估计。最后结合现实情况和研究结论给出对策和建议。以期为我国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建设方向,提升我国经济与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能力。研究结果表明:（1）生育友好型城市在制度、物质、文化环境三个维度上发展不均衡。目前生育友好型城市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物质环境和制度环境建设。我国生育友好型城市发展指数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增长趋势。我国一线城市的生育友好型城市发展的综合指数得分最高,但是其文化环境处于最低水平。新一线城市在制度环境和物质环境上发展状况最好,位列第一。五线城市则拥有较好的文化环境,但是其制度、物质环境的发展则较为滞后。（2）我国生育友好型城市空间发展不均衡,总体上呈现“东高-东北低”的分布。从不同的环境维度来看,中部地区在制度环境上具有较为显著的优势。而东部地区在物质环境上得分最高,中、西部地区文化环境处于较高水平。东北地区的综合发展指数都处于最低水平。在制度、物质和文化环境各维度上,其发展均不尽如人意。制度环境、物质环境、文化环境及总体的生育友好型城市发展指数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但是高值和低值的集聚并不紧密,绝大部分地区并未形成冷点和热点。（3）经济发展和市场化对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具有相反的影响效应,且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友好型城市发展指数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主要促进的是物质环境的建设,对制度环境的发展反而会起到抑制作用。而市场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生育友好型城市发展。市场化和经济发展对生育友好型城市的影响是呈阶段性的。在空间上,市场化、经济发展对生育友好城市的影响效应呈现从北到南逐渐减弱的趋势。生育友好型城市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经济社会中经济发展、市场化等宏观力量影响力的相对大小,也取决于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生育友好型城市的制度、物质、文化环境等不同维度的建设状况和发展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