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自建立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都比成立之初有了巨大的飞跃。与此同时，因市场监管水平、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融资约束、以及其他体制性因素，居于控制性地位的大股东往往能通过各种方式构建涵盖多个上市公司、具有企业集团性质的系族结构。在这种结构下，资源得以在内部流动:一方面，控制性股东依托不对称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而对作为控制对象的上市公司进行剥夺（隧道挖掘）;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系族内部上市公司的后续融资的可能性及其它目的，这类股东也可能对上市公司（尤其是陷入危机的公司）进行救济和扶持。本文以此为现实基础，通过综合整理文献，首先探讨系族内部控制性股东的剥夺和扶持行为的发生动机，将这两类行为与投资相关联，探讨系族组织内部资本市场的效率问题。通过区分具有不同所有权归属的系族，并考察剥夺或扶持这两个指标与投资的关系，本文发现:国有系族的扶持行为较明显地加剧了过度投资，且在地方政府系族表现得更明显，从而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同时，其剥夺行为没有制约过度投资行为，一定程度上是资本配置效率不高的体现。民营系族组织的内部资本市场通过剥夺行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过度投资的倾向，扶持行为未呈现明显的助长过度投资的倾向，这说明民营系族剥夺和扶持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其扶持可能是为了将来更大程度的剥夺，民营系族组织的内部资本市场具有较严重利益输送性质，并降低了投资的效率。　　既然系族中的控制性股东表现出了剥夺和扶持的行为并因此导致了投资效率方面的影响，那么，如何去寻找直接证据就成为较为重要的问题。本文梳理了系族结构内部和外部导致控制性股东实施隧道挖掘和救济扶持的因素，并发现，政府和非政府控股股东基于不同的动机而构建系族，同时，市场监管或法律保护机制能影响控制性股东的行为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找到直接的证据，与前一个章不同的是，通过考察关联交易（而不是资金占用）这种在系族内部特殊的资源交换模式，运用事件研究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本文发现:对于未面临退市威胁以及那些有权增发的公司，市场对其关联交易有着负向反应，这验证了大股东剥夺的观点;而对于那些面临退市威胁的公司，市场对关联交易有着正向的反应，这验证了救济扶持的观点。在假设中国资本市场存在一定的有效性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为本文所提出的剥夺和扶持这两种行为动机找到了直接的证据。同时，本文发现，国有系族的控制性股东往往更有激励或者能力去进行关联交易，从而达到某种财务上的好处。这与前一章的所考察的资本配置效率的结果是一致的。　　剥夺和扶持行为最终会影响公司的价值，且控制性股东的股权比例也会对剥夺和扶持的强度产生影响。本文接着分析了不同性质的控制型股东的股权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居于控制性地位的政府型股东和非政府型股东与公司价值之间呈现不同的曲线关系，这种弯曲的曲线关系，一方面表明股权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内部联系，另一方面也表明，两者之间的曲线关系有可能是基于控制型股东依托其地位而实施的系族内部资源的重新分配。　　本文还考察了系族公司形成的原因，并发现由地方政府和个人企业家所控制公司形成系族结构的原因是不同的。政府系族主要是基于分权的激励，而民营系族主要是基于化解融资约束的问题。另外，财务状况、经济景气、以及市场监管都对系族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一定程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