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超越了将原文和译文进行简单对比的层面,文化学派更多地思考不同时期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体制等因素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改写即操纵,是为特定意识形态服务的手段。但也应意识到,翻译在受意识形态操纵的同时,也是一种新文化、新思想的催化剂,从而反作用于意识形态。一方面,目的语意识形态无形地影响和操纵着翻译实践,译者为了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往往会对翻译文本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写;另一方面,译者看似受到目的语文化的种种制约,实际上也会在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通过翻译实践对意识形态产生反作用。本文以潘光旦译《性心理学》为个案,试图揭示意识形态是如何操纵同性恋话语的翻译实践的,以及潘光旦如何在翻译实践中引入本土知识与外来知识进行比较,从而补充乃至挑战五四运动后盛行的西方同性恋性话语,呈现出未曾被察觉的中国本土同性恋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