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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农村居民比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三农”问题是当前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瓶颈,教育的普及、经济的发展、法制化与民主化等社会综合发展,都依赖于广大农村、农民改变现在的贫困落后状况。而减少贫困人口是“三农”问题的重点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最初的由体制改革推进形式的扶贫政策到“输血式”的转移支付形式的扶贫策略,再到“造血式”的大规模的开放形式的扶贫攻坚计划,我国减贫确实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经济增长对贫困短暂减少的贡献程度不断下降,贫困当前仍处于较高水平,且贫困人口主要向农村边远山区集中分布,政府进一步扶贫的效率有待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既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村社会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更是全面促进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扶贫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4年,我国农村减贫治理工作走过了36年风雨历程。改革开放以后,富民政策在农村的普遍实行,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农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国际上的多边援助以及贫困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减少到2148万,农村贫困人数占农村人数的比例由30.7%降至到2.3%。但这并意味着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只是在很大程度上有了一定的缓解,然而相对贫困开始凸现,农村减贫工作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最艰巨的地区,没有农村地区的小康,尤其是贫困地区,就不能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为促进特别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外部环境的发展是关键。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于2006年10月召开,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被明确列为到2020年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并把“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加强制度建设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面予以规划与要求。为发挥农村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解决改革进程中城乡与地区之间公共政策、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公共设施、基础教育与农村劳动力培训薄弱,农村金融环境不健全等问题。本文在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减贫关系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和农村环境等公共服务供给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效应。考虑到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贫困率不具有可比性,本文构建一种新的利用分组数据测算贫困指标和不平等指标的方法,并对贫困率、贫困缺口和贫困人口内部不均等状况进行测度。进一步,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在逐年减少,但收入不平等导致贫困群体的收入状况急剧恶化。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户贷款有利于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但由于贫困者在资源获得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贫困与非贫困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贫困群体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而增加农村教育支出能够保证贫困群体更多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