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传统中华帝国由晚清一系列剧烈的社会变动，过渡到民国时期的“资产阶级黄金时代”，上海以其半殖民“飞地”中产生的现代化城市形态，为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想象。城市的崛起预示着现代生活意识的开端，五方杂处的上海又从一开始就面临异常混杂的局面与丰富的可能性。各种新的思潮、方法、立场互相纠缠着，在城市空间中争夺增殖意义的资源，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必定与“如何感应新的现代生活”这个主题密切相关。依靠买办经济和资本流通萌发的城市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在文化层面形成了具代表性的各类话语，如“海派”，“摩登文明”等等，已经被综合进了“民国文化”之中，成为当下许多上海历史与现代性研究的主要对象。而这些话语均起源于对城市空间的感觉，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新感觉”。与此相关，现代文学史叙述一般总是从上海的现代城市文化实践中，提炼出一脉“新感觉派”写作，作为“海派”文化的代表产品之一。而在我看来，“新感觉”基于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共同的文化经验，归根到底体现了城市生活给人带来的新的感觉结构，这种新的感觉结构包含着诸多元素和面向，不是某一流派的作家作品可以简单代表的。只有将“新感觉”的思考和论述范围扩大，才能使其真正成为我们探讨都市文化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范畴和一种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当代的都市文学叙述，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语境变迁中逐步展现出来的，那么在二十世纪初，城市则是左翼意识形态的重要策源之地。各种左翼思潮将批判矛头指向了中国的传统残余、军阀割据，以及资本殖民的状况，而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的罪恶才是革命的根本起爆点。中国各处通商口岸城市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与殖民地统治激起的民族主义感情始终并存。在上海这座资本与殖民的统治范围最广、程度最深，也最多样化的城市里，以变革和求新为目标的激进思潮在城市现代性进程中从未间断，甚至一直具有最强的笼罩力，也给艺术家们带来了最先锋的艺术感觉。现代主义运动本具有激进内涵，要讨论上海的都市现代性发展则不可能离开对左翼思想的讨论。在我的课题中，我认为正是激进的审美感觉构成了新的感觉结构中最重要的一个面向，与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种种激进政治实践，有着复杂的对应关系以及冲突，从而呈现出中国独特的城市经验。假如说中国左翼思潮的核心，表现为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特殊的现代化诉求，那么在现代城市生活背景下，新的感觉结构的发生和成型，正是观察这种诉求之成败的有效角度。所以，本论文以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都市叙述为对象，考察都市现代性语境中新的感觉结构的发生、发展、流变与终止的历史过程。本文认为，上海的“新感觉”不仅仅作用于一批现代派作家，也同时作用于在上海开展各种文化实践活动的左翼作家，而两者同样在“新感觉”的语境中分享写作动力与困境。由此论文的重点就在于关注这种新的感觉结构中激进审美感觉的面向，试图描述出其在新的感觉结构中的重要性和意义。具体来说，本论文的研究起点是将文学史中“新感觉派”的概念扩大，不将其单纯视作一个文艺流派，而是在其核心叙述中提炼出都市主体的生成逻辑，从而分析都市的感觉结构中物象序列、都市主体的身体感觉以及激进心理等诸多组成部分。论文的三章将分别论述新感觉结构的三个不同阶段。一是都市主体认同的形成，包括都市主体的身体感觉与都市物象的关系，以及在都市中形成的“人性”观和重新理解自我的方式。二是都市空间内部分层所引发的激进审美感觉，表现为由典型作家的创作与文学杂志共同构成的文学场。三是激进的审美感觉渐与组织性的激进政治趋于统一后，都市感觉结构的变化，以及在此过程中现代派与左翼作家共同发生的某些内心分裂。总体来说，这种蕴涵着激进性的都市的新的感觉结构，是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中国所独有的经验，而随着民族战争的爆发，这种经验也被更为峻急的政治诉求取代。结论部分将在民族主义话语背景下略述作家的分化与上海“新感觉”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