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弗朗西斯·斯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一大杰出代表之作。它是美国20世纪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重要著作。本文拟采纳《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中译本进行剖析比较,一个译本为巫宁坤教授所译,另一译本为姚乃强所译。本文拟从译者对原文语境分析、译者明示方式和译者对译文读者认知语境假设着手,通过大量实证分析对比两译者为追求最佳关联及最佳语境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巫宁坤教授翻译的译本给读者直译的感觉,且词偏口语化。而姚乃强翻译的译本则大多采用意译,且词汇偏书面化,使得译文语言更具文学性。此外,通过大量例句,我们得知关联理论对于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一作品的指导作用。首先,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和最大关联对于指导《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翻译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分析,一方面,两译者为了理解原文作者的话语,欲付出有效的努力以达到最佳关联,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即姚译本主要采用意译的手法,使得译文语言更具文学性,而巫译本大多运用直译,使得译本简单明了;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最大关联,使得读者付出较小的努力取得较强的语境效果,姚乃强和巫宁坤这两位译者都采用增加注释等翻译方法。其次,关联理论的明示——推理交际观对翻译该作品的作用也显而易见。两位译者为了让译文获得最佳效果,首先推理出原文作者的意图,然后采用不同明示方式呈现给读者。巫译本偏向于用西方人的思维来翻译该作品,从而导致其译文不太符合汉语逻辑,而姚译本考虑汉语读者的接受力,更多运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推理并翻译作品,使得译文读者付出较小的努力即可达到较佳的语境效果。此外,该论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比较说明哪个译本更好,而是为了解释说明关联理论对于翻译文学作品的重要指导作用。关联理论的交际中存在着两次交际行为,而译者在交际中充当着说话人和听话人这一双重角色。正是由于关联理论译者的主体性及双重角色,才会促使《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一小说出现不同译本,也才会使得读者对于同一译本有着不同解读,更不用说是不同译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