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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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发生深刻的变革,对绿色生态的追求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雾霾污染是解决生态环境瓶颈的突出难题,既有研究主要从环境经济学角度诠释了雾霾污染的成因。如何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从财政学角度揭示雾霾污染的原因,不仅有助于揭示雾霾污染的治理路径,而且有助于丰富财政学与环境经济学领域的交叉研究。文章以取消农业税政策作为研究背景,基于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降低的外生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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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发生深刻的变革,对绿色生态的追求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雾霾污染是解决生态环境瓶颈的突出难题,既有研究主要从环境经济学角度诠释了雾霾污染的成因。如何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从财政学角度揭示雾霾污染的原因,不仅有助于揭示雾霾污染的治理路径,而且有助于丰富财政学与环境经济学领域的交叉研究。文章以取消农业税政策作为研究背景,基于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降低的外生冲击,利用连续型DID方法研究地方财政压力上升对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取消农业税之后,地方财政压力显著上升,进而恶化了城市空气质量。而且财政收入受冲击越大的地区,雾霾污染越严重。这一效应在经过共同趋势、度量方式、敏感性分析和其他政策冲击等检验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区域差异、是否属于农业大省以及城市类别等均是影响财政压力与雾霾污染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机制分析表明,为降低农业税收入减少的影响,地方政府有动机扩大工业投资规模,同时降低环境规制,以保证税源稳定,但是以牺牲空气质量为代价。从环境规制角度来看,“两控区”政策有助于约束地方财政压力对空气污染的不利影响。本文的结论为地方财政建设以及环境治理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例如,推进地方税源建设,推动转移支付效果评估,转变官员考核制度,规范环境规制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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