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学者对于王羲之的研究可谓是卓有建树,但是在这之中也有一些被忽略之处,例如对于唐人学王的问题较少涉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流传至今的唐代书学文献较少,在这些文献中也没有具体地记录唐人学王的履迹。而近年来唐代墓志的大量出土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我们可以由此进入,使我们对唐人取法王羲之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文章以唐代中后期人对王羲之行书的取法问题为主线,围绕四个话题展开论述,一是从“崇王”到“集王”,二是《兰亭序》与唐人对王羲之行书的取法,三是对李邕及时人学王方式的考察,四是对以《集王圣教序》为核心的学王体系——“院体”的考述。通过对唐代行书墓志的综合考察,我们发现:在唐代中后期,诸多文人对王羲之行书的取法是较为多样化的,他们不仅将“集王”碑刻作为学习和取法的对象,更是将传为欧阳询临摹的《定武兰亭》、李邕的书迹、吴通微的书迹等当做王羲之的书迹或是类似王羲之的书迹进行取法,最后形成了一种较为特别的唐人学王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