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型过剩行业（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的过剩问题在需求高涨时期就“屡治不愈”，而现阶段又面临需求调整的新背景。　　治理新形势下的过剩需重点厘清两方面问题:一方面，需探究需求高涨时期典型过剩行业产能过剩的主要成因，并采取相对应的政策措施根治过剩，以避免简单用刺激需求、强制淘汰部分产能的方式短期缓解过剩矛盾，导致本轮过剩缓解后不久又因“顽疾未除”而出现新一轮过剩;另一方面，需权衡好需求调整阶段长效治理机制（即根治机制）与短期“维稳”之间的矛盾，以避免短期内因需求下行叠加供给侧政策导致失业、“坏账”冲击过大。　　本文主要做了五方面的工作:(1)从渐进式改革角度出发，建立理论模型，论证渐进式改革背景下竞争性行业市场化进程滞后是典型过剩行业产能过剩被忽视的重要成因（需求高涨阶段）;(2)将生产函数理论与成本函数法（产能利用率测度的常用方法）相结合，发展了一个适用于测度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的测度框架，并基于1998-2007年（需求高涨阶段）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了企业、行业层面产能利用率，为本文实证提供数据支撑;(3)基于行业及企业两个层面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及相关检验策略，实证检验了“渐进式改革论”可能是中国需求高涨阶段典型过剩行业产能过剩形成主要原因的相关命题;(4)引入需求侧因素，结合供给侧因素（行业竞争模式、企业行为），以典型过剩行业（钢铁行业）为例，建立了产能过剩阶段竞争性行业产能出清路径的测算框架，并在不同需求情景下模拟了不同政策组合对出清路径（产能利用率、失业、信贷等演化情况）的影响;(5)梳理了中国1998年以来的产能过剩治理政策，分析其本身的特征及缺陷，并结合本文相关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具体来看，本文得出了如下四条核心结论:　　一是并非政府认定的典型过剩行业过剩率最低，企业投资也绝非“盲目”。(1)从平均水平来看，共有89个四位码行业产能经济利用率低于典型过剩行业水平，并且典型过剩行业中主要是国有企业产能经济利用率低下;(2)从投资绝对规模来看，相比于制造业平均水平而言，典型过剩行业中绝大部分投资出自高效率企业，特别是出自高效率民营企业;(3)企业大规模进入直接推动了典型过剩行业产能利用率提升，这说明企业进入退出行为可能也并非盲目。　　二是“渐进式改革论”很可能是需求高涨阶段中国典型过剩行业产能过剩形成的主要原因。(1)本文从理论上证明了，市场化进程中，市场化进程滞后的竞争性行业将存一定程度的过剩，且产能管控政策在长期内反而是“越管越过剩”。一方面，中国实施的市场化改革具有渐进式特征，相对于全社会市场化进程而言，钢铁、电解铝这类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竞争性行业市场化进程滞后，行业中存在大量低效率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在全社会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具有天然效率优势的民营企业受到的限制性束缚逐步减少，竞争力趋强，其必然将逐步扩张产能侵蚀原属于其它低效率企业的市场份额，这将造成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此外，可以从理论上证明，在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共同施加管控的政策体制下，管控政策在长期并不能降低过剩程度，反而导致行业存有大量潜在产能过剩风险（即一放开管制将导致更为严重的过剩问题）。(2)通过经验研究发现，“渐进式改革论”可能是中国典型过剩行业需求高涨阶段产能过剩形成的主因。一方面，通过行业层面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发现“渐进式改革论”的主要结论及推论在现实中成立;另一方面，从行业投资总量的构成来看，相对于制造业总体而言，政府认定的典型过剩行业中总投资更多源自高效率企业，特别是源自高效率民营企业。企业投资“理性”成分居多，间接说明或是“渐进式改革论”，或是具有“择优性”的“地方政府补贴”，导致中国制造业严重的产能过剩。　　三是仅从需求调整阶段钢铁行业产能出清路径来看，建议同时实施放开产能管控、建立强制淘汰红线、保障需求的政策组合。(1)若欲提高行业产能利用率，需要实施强制倒闭政策并同时保持需求至少处于基准情形，但若仅实施强制倒闭而不放开产能管控，很可能导致产能利用率过高，而在强制倒闭的同时放开产能管控将取得更加温和的效果。(2)要保持行业债务率不至于过高，也要求施加强制倒闭政策，但需求处于何种状态并不重要。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仅强制倒闭而不放开管控同样可能“矫枉过正”，导致行业债务率过低。(3)对于失业规模走势，保障需求（处于基准情形或是乐观情形）最为关键，而供给侧政策（强制倒闭、放开管控）均难以影响失业规模的演化路径。(4)在当前需求调整背景下，强制倒闭和放开管控均不会造成过大的冲击，放开管控可能到了一个绝好时机。(5)综合来看，建议治理过剩时采取放开严格的产能管控、建立强制淘汰红线以及保障需求处于基准情形这一政策组合。　　四是本文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1)稳定需求，加快完成政府城镇化和人均收入目标;(2)以负债率、利润率、环保等级为导向建立产能淘汰红线;(3)建议以产能拍卖制度代替严格的行政管控政策;(4)在过剩行业推行国企改革试点，调整倾向于国有企业的产业政策;(5)进一步研究纠正不当治理政策。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提出并论证了渐进式改革背景下竞争性行业市场化进程滞后是中国典型过剩行业的重要成因，而这长期被已有文献所忽视，更没有文献搜寻经验证据、建立计量模型论证这一观点;(2)结合生成函数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成本函数法，为获取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提供测度框架，这一框架解决了现有测度方法不能分离企业生产效率差异的问题，同时分离了价格易变性而导致的产能利用率不合理变动，还避免了估计成本函数而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3)弥补了现有研究将产能过剩供需两侧成因割裂分析而得出政策建议的缺陷，本文第五章融入需求侧因素，基于对产能过剩阶段竞争性行业的竞争形式的抽象，构建了一个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竞争性行业产能出清路径测算框架，得到了相关测算结果，为权衡构建市场化长效治理机制与短期维稳之间的矛盾提供依据。